正说历朝十大冤案 第7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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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袁崇焕安抚皮岛官兵，说今日只斩毛文龙，官兵照旧供职，恢复原姓，为国报效，又改编军队，整合队伍，分赏将士，稳定了毛的旧部反抗，防止了骚乱和哗变。第二天，袁崇焕又命将毛文龙尸体装棺安葬，还亲自到灵柩前祭奠，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安抚各岛军民停当，于初九日返回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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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案 四（3）

　　回到宁远，袁崇焕即奏报朝廷，朝中大臣无不惊愕骇然。崇祯帝也很是震惊，但想毛文龙已死，目前辽东事又倚仗袁崇焕，只得下旨嘉奖褒扬，同时公布毛文龙的罪状，说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云云。

　　即便如此，时人对于此事依然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从当时情形看，袁崇焕此举确实有些冒失。他所提出的十二条罪状中并非每条都是死罪，如给魏忠贤建生祠，当时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袁崇焕本人也曾申请建立，只是因故没有建成。而且，毛文龙也是皇帝钦命的边塞大将，同样被授尚方剑和将军印，袁崇焕虽有尚方剑但也不能随意处置封疆大吏。同时毛文龙的罪行并非特别紧急，也非反叛作乱，只不过是狂放不羁和冒功请赏，用不着先斩后奏，本可以先奏明朝廷，听从朝廷的旨意再处置。袁崇焕自作主张，武断行事，有些没有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这样的事对多疑的崇祯帝来说只有一次就可以认定袁崇焕的脾性了。在崇祯帝看来，此时的袁崇焕远比毛文龙更为跋扈不羁，他自恃辽东依赖于他，擅杀大将，严重侵犯皇帝的权力，这样的人不能不提防。一旦袁崇焕让皇帝感到了坐立不安，他的危机也就来了。

　　从客观上来看，毛文龙驻守的东江镇，是在朝鲜投降后金的崇祯初年，惟一能从敌人腹背起到牵制左右的重镇。毛文龙一死，无人有能力统辖节制东江镇，袁崇焕也无暇顾及，使昔日兵镇如同散沙，再无任何作用。而且毛文龙的部下对袁崇焕杀主一直耿耿于怀，愤恚不满，逐渐叛逃。最有名的就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他们后来为清军立下赫赫战功，被清廷封王。清初的四大降王，除了吴三桂外，就是毛文龙的这三个旧部。

　　袁崇焕案 五（1）

　　毛文龙死后三个月，皇太极突然倾全国之力绕开宁远、山海关防线，由蒙古境内开拔，兵分三路，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突袭长城防线。其后，金兵攻城略地，势不可挡，顷刻兵临遵化（今属河北），直逼北京。消息迅速传来，京师戒严，人心惶惶，不少人开始南逃。

　　皇太极所以选择此时突袭，一是明廷坚决不肯议和，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相持下去对自己来说很不利；二是本年后金遭受严重饥荒，饿殍遍地；三是地处腹背的朝鲜、毛文龙已不再构成威胁，没有了后顾之忧；四是蒙古部落新归顺后金，可作先导和前锋。此数种因素使皇太极选择了先发制人。当然，皇太极并非没有顾虑，后金统治者内部对此次行动分歧很大，争论持续了数日。以举国之力攻击庞大的明朝，劳师袭远，粮草不济，兵力必然削弱，更重要的是万一袁崇焕乘虚攻入都城沈阳，后果不堪设想。但经过数日争辩，皇太极还是决定冒险出征。

　　袁崇焕十月二十八日得报，当时身在宁远，立即传令分兵两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带骑兵4000西上堵截，驰救遵化，另一路由祖大寿、何可纲马不停蹄，增援北京，自己则镇后策划。

　　十一月初四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巡抚王元稚依城固守，顽强抵抗。赵率教援兵星夜兼驰，抵达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胆小如鼠，不容入城，赵率教率部直奔遵化，途中遭遇后金贝勒阿济格所部，力战身亡，全军覆没。初五日，遵化城陷，王元稚自缢。

　　遵化陷落，朝廷一片混乱。崇祯惊慌失措，大力提拔一切可用之人。他将原兵部尚书王洽革职下狱，召还赋闲在家的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负责保卫京师。

　　初十日，袁崇焕率祖大寿、何可刚一路援军飞抵蓟州，沿途所经各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军退路。崇祯帝得知袁崇焕驰兵入卫，下旨褒奖，主动发内帑犒赏将士，令袁崇焕统率各路军马。袁崇焕令祖大寿作先锋，自己居中调停，赴援京师。

　　此时，京城人心惶惶，谣言恣肆。有流言蜚语说袁崇焕私通后金，因和议不成，引导金兵攻入北京，以胁迫朝廷同意和议，制定盟约。崇祯帝从战争刚开始虽有些狐疑，对这些流言也有所耳闻。说袁崇焕私通后金，也并非空穴来风：他擅杀毛文龙，目的是为后金除去心腹大患；他与后金和谈，名义上是缓兵之计，但更可能是暗中议降；后金绕道蒙古入侵，也有人说是袁崇焕给他们出的主意，否则袁身为督师，如何不能预知敌军这么大的行动？但在非常时期，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只能静观事变。崇祯传信袁崇焕应驻守蓟州，不可轻举妄动，随意调拨军队。当然，信的口气很是委婉。

　　不料，皇太极攻陷遵化后，并没有象袁崇焕预计的那样强攻蓟州，而是象征性地打了一仗就迅速向西挺进，进逼京师，连陷玉田、香河、顺义等县，推进到通州北20里处扎营，分兵向居庸关、天津、密云推进，形势更加严峻。

　　袁崇焕弄清了后金兵的意图，不顾崇祯的旨意，立即率兵火速救援京师，于十五日赶到通州附近的河西务。副总兵周文郁提醒他暂时驻扎，不要再往前开进，视情再作决定。但袁崇焕心急如焚，不予理睬，翌日率9000兵马抄小路抵广渠门外。同时，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援军也赶到德胜门外驻扎。此外，孙承宗在通州驻屯，北京城内的兵士由新任兵部尚书李邦华、右侍郎刘之纶统率。

　　当时天气已是仲冬，士兵露宿京城郊外，冻馁交加，袁崇焕严肃军纪，不准士兵进入民家。有一个士兵实在难忍饥寒，去附近民家拿了一块饼，就被袁崇焕枭首示众。

　　二十日，后金军兵临北京城下，在城关之东扎营兵分三路，开始攻城。北京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有名的几次战役主要在德胜门、广渠门、左安门和永定门进行。

　　德胜门有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把守。崇祯帝召见满桂并赐其玉带，封东平侯。二十日，皇太极亲率贝勒代善、济尔哈朗、岳托等攻打德胜门。双方厮杀激烈，侯部不久即溃，满桂率军独战，城上明军发炮支援，却打中满桂军，死伤惨重。满桂受伤兵败，进入德胜门瓮城暂驻。

　　袁崇焕案 五（2）

　　与此同时，皇太极派贝勒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率数万骑兵直扑广渠门。袁崇焕、祖大寿率9000骑兵迎战。后金兵分六路，气势磅礴，袁崇焕率将士奋力鏖战，从上午打到下午，激战8小时，转战十余里。袁崇焕横刀立马，冲锋陷阵，身上中箭无数，“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仍奋不顾身。后金兵最后失利撤退。袁军乘胜追击，取得了广渠门大捷。皇太极闻讯叹息：“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崇祯帝见击溃敌军，一再催促袁军出战。作为京师护卫统率，袁崇焕深知此时敌我形势，自己从千里之外赶来，以劳敌逸，已犯大忌，此时又经一战兵困马乏，不宜追杀，就以等待大部援军为由推脱。崇祯帝自然不满，疑云更重。

　　遭此一击，皇太极气焰稍敛，暂缓进攻。二十二日，他提出议和，崇祯没有回应。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等将帅，鼓励他们为国效死，并给予赏赐。袁崇焕以士兵饥寒疲怠请进城稍事休整，崇祯帝面露难色，默不做声。两天后，袁崇焕以满桂兵可以驻扎外城休整为由再次提出带兵入城，并请辅臣入援，崇祯仍然拒绝。

　　此时，崇祯对袁崇焕的疑心已经很重，城中流传的袁崇焕勾结后金、逼订和议的谣言越来越逼真：袁崇焕把大军放在蓟州，敌军却只用200人，声东击西，双方交战如同儿戏；朝廷命袁不要过蓟州，他却置之不顾，一直移师到京城下，现在更得寸进尺要入城；倘入城后，与满兵内外夹击，明朝必然顷刻颠覆。这些都让群臣和百姓生疑，而生性善疑的崇祯更是疑窦丛生。

　　二十七日，皇太极见进攻广渠门失利，转攻左安门，袁崇焕、祖大寿急奔赴守，经过一天厮杀，后金兵败退到京郊的南海子。城外的战事暂时进入胶着状态，皇太极在蛮攻的同时，也用起心计分析当时的形势。这时，投降后金的汉人范文程献出了反间计。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他是宋朝宰相范仲淹的第17代孙。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1618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陷抚顺城，范文程和他的哥哥范文寀主动前往投奔。其后，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朝，为清初文臣之首。范文程病逝时，康熙帝亲笔题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以表彰他辅佐大清的卓越功勋。此次悍然进攻北京，皇太极就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此时范文程见皇太极无计可施，想出了一个计策，窃窃私语说：“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皇太极一听大喜，败退途中派人俘虏了两名太监。

　　两位被捉的太监一名杨春，一名王成德，职任马房提督。皇太极将他们关押起来，说要杀了他们，同时让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巴克等五人监守。二十九日，高、鲍等人来到羁押两名太监的处所，乘他们似睡未睡之机，大声“耳语”，一唱一和，说“袁督师既与皇太极密约，大事定成”、“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云云。翌日，他们故意疏忽，放走两名太监。两个太监仓惶逃到京城，密奏崇祯所闻，崇祯点头会意。一出皇太极版的蒋干盗书上演得天衣无缝。

　　袁崇焕案 六（1）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以议饷为名再次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进宫。君臣寒暄几句，崇祯忽然脸色阴沉地质问袁崇焕：缘何杀毛文龙？缘何逗留观战，贻误战机？袁崇焕毫无准备，懵然伫立一会，立即跪下叩头，请皇上慎重明察。崇祯帝见他下跪，认为是心虚默认，下令侍卫将其捆绑逮捕，囚进诏狱。阁臣成基命见此，极力劝解：“兵临城下，非他时比！”敌兵压城而逮捕总帅是兵家大忌，自古罕闻。可崇祯对此无动于衷，说袁崇焕谋叛，只罪其一人，与众将卒没有干系，并宣布由满桂代统袁崇焕各路兵马，祖大寿、马世龙分统辽东军队。

　　同来的祖大寿惊骇万分。盛怒之下，不辞而别，统率辽东军往辽东开拔。祖大寿与赵率教是袁崇焕手下的两员大将，也是袁崇焕的密友，袁崇焕还救过祖大寿的命。现在袁帅无辜被逮，不只祖大寿绝难接受，袁部兵将也痛哭失声，表示愿撤回辽东。祖大寿遂不顾京师安危，走了一步险棋。辽东军训练有素，又常经战争磨砺，都是精锐部队。这一撤不仅带走了守卫京师的主力，引起其他援军的骚动，更兼祖大寿怒不可遏，极可能叛降后金。崇祯见事出意外，急忙一面颁旨公布袁崇焕罪行，褒扬祖大寿的功勋，一面请出昔日辽东经略孙承宗去和祖大寿说情，劝他息怒回返。祖大寿对孙承宗派去的人概不接见。

　　崇祯一时无计可施，阁臣成基命献策，请袁崇焕致书祖大寿，以袁、祖之间的私情说服祖大寿。崇祯忙派内阁全体大学士和九卿到狱中央请。袁崇焕开始坚决拒绝，后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劝其应“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方才含泪写信。

　　此时祖大寿已经带兵退回山海关外，遇到从宁远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他们得悉主帅被逮，也掉头回返。驿使飞驰赶来，递上袁信，祖大寿读罢，痛哭失声，全军皆恸。祖大寿八十岁的老母亲力劝祖大寿返回勤王立功以赎救袁帅。祖大寿遂下令回师入关，并向皇上请罪。崇祯自然赦免，并予赏赐。

　　皇太极得知袁崇焕下狱，欣喜万分，挥师南下固安、卢沟桥等地，乘胜逼近永定门。总兵满桂、副将孙祖寿带兵防御，自知不敌，想固守待机。崇祯严令出师迎敌，满桂只得出城布阵。血战一夜，满桂、孙祖寿等30余大将皆战死，明军大败。后金军欲乘胜攻陷京师，皇太极认为明代“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取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就致书崇祯，重申议和的愿望。崇祯此时仍自视为“中兴之君”，誓不议和，断然拒绝。但袁崇焕被系，满桂既死，士无统帅，孙承宗、祖大寿分统东西两路，连接不上，难以形成攻势，崇祯也只能徒叹奈何。

　　次年三月初，皇太极在关中转战半年，开始有计划地撤退。他从冷口出长城经蒙古而后回沈阳。撤退时，又令部下对所经城镇抢劫屠杀，造成几座空城。五月初，后金军全部撤回长城以北，北京保卫战结束。此时，如何处置袁崇焕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崇祯即位之初惩办魏忠贤阉党的案子是由阁臣钱龙锡办理的。当时御史高捷、史塟也名列阉党，其后以贿赂得免。后来，高捷、史塟得到吏部尚书王永光的推荐，遭到钱龙锡的阻挠。三人怀恨在心，得知袁崇焕与钱龙锡关系密切，就想借袁崇焕打击钱龙锡。在袁崇焕下狱的第五天，高捷和史塟就攻击钱龙锡，说其与袁崇焕相互勾结，杀死毛文龙，引敌入侵，是幕后人物，最后钱龙锡也被判死罪。

　　其后，另一阉党余孽周延儒任吏部尚书后，阉党势力大增。当时，具有东林色彩的除袁崇焕的座师韩爌外，还有钱龙锡、成基命、孙承宗和李标等。而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集中在袁崇焕身上。不久，温体仁取代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他与毛文龙是同乡，对袁崇焕极为痛恨。因温体仁行事不端，常常受到大臣攻击，他就向崇祯标榜自己是“孤臣”，不依附任何党派。对党争深恶痛绝的崇祯认为温体仁是中立派，对其言听计从。温体仁先后五次上疏，请求崇祯杀袁崇焕，以排挤韩爌和孙承宗等。他更联合阉党余孽，试图借袁崇焕案发动一个“新逆案”，把东林余党一网打尽，就罗织了袁崇焕的不少罪名，如假领军饷、恃功谋叛、自立为王、勾结后金、和谈通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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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案 六（2）

　　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袁崇焕共事辽东，两人因性格不和，发生了一些矛盾。梁廷栋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上疏请立斩袁崇焕，认为袁崇焕一死，“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

　　而当时的京城百姓承平日久，受到此次惊吓，听信了袁崇焕勾结敌军的谣言，对袁崇焕恨之入骨，请求将卖国贼千刀万剐的呼声前所未有的高涨。这些都令崇祯逐渐坚定了诛杀袁崇焕的决心。当然，袁崇焕的屡次触犯龙威让崇祯帝如坐针毡，这才是崇祯下定决心除去袁崇焕的根本原因。平素最恨党派争斗的崇祯发现了阉党的阴谋和两党之争，一时大怒，下令限五天之内了结袁案。

　　袁崇焕蒙冤下狱时，不少大臣都为之呼冤。崇祯在平台下令逮捕袁崇焕时，70岁的礼部尚书成基命也在场，当即跪下叩头请皇上慎重，无奈崇祯坚持己见。孙承宗、祖大寿、王来光等等都上疏鸣冤。袁崇焕的一个部将何之璧带全家40余口申请，愿以全家入狱顶替袁崇焕。兵部职方郎中余大成上《剖肝录》极力为袁崇焕辩白。而平民百姓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昧平生，只因对其钦佩便拜其为师。此时，他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崇焕辩冤，其中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予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他申请与袁帅同死，并说：“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帝成全了他，将他投入狱中，最后杀害。

　　主持袁崇焕案会审的，正是与袁有嫌隙的梁廷栋。他正好公报私仇，拟将袁崇焕夷三族，即要将犯人家族、母亲家族、配偶家族满门抄斩。兵部郎中余大成一直为袁喊冤，此时去威吓上司说：“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形成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您的尚书位子也要当心啊。”梁廷栋果真害怕，不敢独断，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家属充军。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大臣，宣布对袁崇焕的处置意见：“以袁崇焕托付不效，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东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郊，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其家属本当依律正法，姑赦不论，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福建，财产尽没入官。”

　　当天，由刑部侍郎涂国鼎任监斩官，将袁崇焕押往西市执行磔刑。他的罪名是“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京城百姓对袁崇焕这个私通夷狄、引敌入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恨得咬牙切齿，欲啖肉饮血而后快。刑场上人山人海，呼声震天，百姓齐声咒骂袁崇焕“奸贼”、“叛徒”。刽子手刚割下鲜血淋漓的肉就被蜂拥而上的群众抢去，或者以一文钱一块的价格买去，到手后就塞进嘴里大嚼特嚼，咽进肚里。刽子手剖开袁崇焕的胸膛，取出肠胃，发疯的群众互相撕扯，抢得一段就生吞下去。时人张岱在他的著作中描绘袁崇焕被杀的情形：“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则写到：袁崇焕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真是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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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案 六（3）

　　袁崇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注全部心血保卫的百姓在解恨地啖食自己的肉体，热泪横流。肉体的惨痛可以忍受，心中的惨痛却让他难以忍受。相传袁崇焕在临刑前还口占了一首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47岁的袁崇焕被执行死刑后，朝廷搜查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其70多岁的老母、弟弟、妻子、4岁的女儿流放到2000里之外的福建。

　　袁崇焕的皮肉被削得一干二净，也被百姓吞食殆尽，只剩下骸骨弃在地上，也被人用砖头砸碎。他的头颅被挂在城头的旗杆上，准备像熊廷弼的脑袋一样传首九边。他的一个姓佘的部下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晚上取下其头颅，埋葬于广渠门内。这位姓佘的义士此后辞官守墓，并嘱咐子孙世代为袁督师守墓，不许读书做官。370多年来，袁崇焕墓屡毁屡建，佘家后代一直守墓。现在的守墓人是佘义士的第17代孙、60多岁的老人佘幼芝女士。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守墓不为别的，只为‘忠义’两字。”

　　袁崇焕死后，国事日非，边事日坏。明廷再也找不出一个象袁崇焕一样的将才，更重要的是，这使得将士对腐败的朝廷寒心，开始有整个部队投降后金的事情发生。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士兵给满兵带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失去了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竟沦为流寇，加速了明廷的覆亡。此后，不可一世的崇祯帝再也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平稳日子，十四年后终于吊死煤山。因此，历史学家以“自毁长城”来评价崇祯帝的这一行为。《明史》云：“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为艰难，正如时人所说：“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而更令人唏嘘的是，袁崇焕的冤案也直到150余年后方得以大白天下。当时虽有个别人为其鸣冤，但更多的人却相信即便袁崇焕确有功勋，但其通敌谋叛也证据确凿。明末不少文人如张岱、董其昌等都相信此点，并对袁崇焕痛加斥骂。到了南明，已经没有人再为袁崇焕呼冤，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认为袁崇焕是与秦桧一般的奸细叛徒。小说家还编造了袁崇焕通敌的故事梓行。著名历史学家孟森说：“ （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至以磔死。定罪时本兵之疏如此，犹日一时君臣之愦愦也。乃至北都既覆，崇焕功罪一日不明。”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一个不顾大厦将倾依旧敢于任事、不避不惧的豪杰，一个以“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自视、将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祖国的志士竟然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的如此对待，而且从崇祯一直到南明，始终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令人辛酸落泪。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直到乾隆初年，清朝人张廷玉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袁崇焕传》才初次透露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几十年后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皇帝阅读到此传，深受感触，特下旨：“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出仕否？著传谕尚安，详细查明，遇便覆奏。”自此，人们才开始知晓袁崇焕之冤，千古奇冤真正大白天下。此时已经距袁崇焕死155年。

　　关于袁崇焕的死因，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说：“崇祯帝将后金的设间，都人的怨怼，朝士的愤懑，中贵的环诉，阉孽的诬谤，自身的愧赧，都聚焦到辽督师袁崇焕的身上，杀袁崇焕以‘慰’庙社，磔袁崇焕以‘谢’天下。袁崇焕成为京师受辱的替罪羊，明末党争的牺牲品。”确是一针见血。

　　袁崇焕案 六（4）

　　较之岳飞、于谦等民族英雄的冤死，袁崇焕的冤案更见沉重。岳飞死后，南宋依旧存活了100多年，其被申冤也只用了20多年；于谦则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祚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只几年就被平反。但袁崇焕之死却直接导致存续了270多年的明王朝覆亡，其覆盆之冤也一直过了155年才得重见天日，可谓中国最大的冤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天下古今冤狱虽多，语其关系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师若者也。”对于袁崇焕，我们只能用他自己的诗作去解读他、审视他：

　　五载离家别路愁，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1）

　　余杭位于浙江天目山东麓，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西缘。自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设余杭县以来，至隋朝开皇9年（589年），余杭一直是杭州郡治所在地。次年，杭州郡治才正式迁往钱塘，余杭成为县治，一直到2001年撤县划区，成为省城杭州的一个区。

　　余杭自古就是浙西重镇，风景秀丽，小桥流水，物产丰饶，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清朝同治年间的余杭县城，经历了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相当成熟，已然是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了。本案的主人公杨乃武就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生于余杭县城一个乡绅之家。杨乃武的父亲是杨朴堂，过世较早。杨家原在余杭镇居住，因清军与太平天国军的战斗毁了房屋，寄居在余杭城内澄清巷一姚姓人家的房子里。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曾有一兄长，名乃文，三岁时夭折，所以人们称杨乃武为“杨二先生”。杨乃武还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已出嫁给叶梦堂，不幸丈夫因病早故，家内无人，因自小与杨乃武姐弟感情深厚，就常到杨乃武家居住。杨乃武先后结过三次婚，先为吴氏，早故；次为詹姓女儿，称大杨詹氏，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死于难产；后又娶大杨詹氏的胞妹，称小杨詹氏，于同年十一月初三日过门。杨乃武有一子一女，子名杨卿伯，女名杨浚。杨乃武是秀才，平常以授徒为业。

　　本案的另一个主人公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乳名阿生，咸丰六年（1856年）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毕承祥早逝。毕秀姑8岁时，母亲毕王氏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人称“喻王氏”。“小白菜”这一称呼不见于当时的史籍资料，时人的笔记、《申报》的报道中也未采用此称。据考，这一称呼当是案情大白之后，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创造，不少作品都以毕秀姑喜欢穿绿色小褂，系白色围裙，人又清秀灵动，就称之为“小白菜”，又因其嫁给做豆腐的葛品连，又称“豆腐西施”。本文为体现该案原貌，按史料所载称“葛毕氏”或“毕秀姑”。

　　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连，乳名葛小大，仓前镇葛家村人。父亲葛奉来，早年病亡，母亲姓喻，与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是远家族弟。因遇太平军战乱，年幼的葛品连被太平军掳走，葛喻氏无依无靠，由胞兄主婚，于同治二年（1863年）改嫁给余杭县务农的沈体仁为妻，人称“沈喻氏”。次年，葛品连逃回，继父沈体仁把他推荐到县城一家豆腐店里帮工。

　　喻敬天与沈体仁两家比邻而居，到毕秀姑11岁时，葛品连母亲沈喻氏与毕秀姑母亲喻王氏商量，打算聘毕秀姑给葛品连为妻。因两人的父亲都是继父，对他们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就由两人母亲做主，毕母见葛品连为人老实，就表示同意，只等两人年纪稍长后完婚。

　　同治十年（1871年），毕秀姑16岁，出落得水灵清秀，肌肤白净。这一点在官方奏折和《申报》报道中都予以认同。《申报》甚至说毕秀姑“美而艳”、“受诸极刑，而色终未衰”，沈喻氏在供词中也屡次说其“生的美”，可见毕秀姑相貌确实漂亮。在当时，女子及笄即15岁时就可以行婚。喻敬天原先不管不问，现在却想趁机多要些彩礼，又说结婚必须要有新房。葛品连无钱满足这些要求，一时无计可施。幸而葛品连有个义母冯许氏，家资殷实，就前去说合，愿意拿出140元洋钱为义子操办婚事，80元作为彩礼送给岳父喻敬天，余下的60元用于置办结婚酒宴。喻敬天喜不自禁，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以让葛品连夫妇先住在自己家，待满月后再另行租房。于是，两家请住在附近的秀才杨乃武给择定了结婚日期，定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初四日举办仪式。

　　较葛品连结婚早上三四个月，即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杨乃武在澄清巷口新建了三间两层楼房，并请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监工。葛品连与毕秀姑结婚后，沈体仁得知杨乃武的房子除了自家居住外，还有一间余屋，就与妻子沈喻氏一起同杨乃武商量，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租一间给儿子儿媳居住，并于四月二十四日搬入。此后，杨乃武与葛品连夫妇同住一个楼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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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2）

　　葛品连在豆腐店当伙计，因做豆腐需要晚上磨浆，第二天一早发卖，且店铺离家路途较远，就不得不起早贪黑，为了节省往返时间，晚上他就经常宿在店中。毕秀姑活泼外向，只身在家，闲着无事，就常到杨家串门，杨乃武性格爽朗，倒也素无避忌，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似的。后来，毕秀姑有时就在杨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在杨乃武的影响下，毕秀姑还对读书诵经产生了兴趣，就请杨乃武教她，杨乃武也不推辞，常常手把手地教她识字背诗，秉烛夜读，笑语盈窗。

　　此时，杨乃武的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还在，葛毕氏与杨乃武往来频繁还未引人注意，而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葛毕氏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同吃共读。

　　这样过了三四个月，葛品连有时回家甚晚，发现妻子仍然在杨家，不由起了疑心，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奸情。他为探明情况，一连好几个晚上，从店里跑回家，躲在门外屋檐下暗中偷听。可除了听到二人读书诵经外，并没有调情轻薄之事，更没有抓获奸情。但葛品连心胸狭隘，心中疑云难以消散，就向母亲沈喻氏陈说所见。沈喻氏与丈夫沈体仁住在外面，偶尔去杨乃武家看望儿子儿媳，也曾见儿媳与杨乃武同桌吃饭，早已有疑心，今天听到儿子如此一说更是疑云重重。妇道人家一贯口没遮拦，沈喻氏竟添油加醋，在邻居间大肆渲染。一时间邻居们指指点点，流言四起，街谈巷议，都是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桃色消息。

　　大杨詹氏去世三个月后，十一月初三日，在岳母的同意下，杨乃武与大杨詹氏的胞妹詹彩凤结了婚，是为小杨詹氏。

　　此时，葛品连与葛毕氏之间的吵闹也开始增多。葛品连经常借故打骂妻子，但又无钱另租房子，只得依然住在杨乃武家。如此磕磕碰碰，到第二年六月，杨乃武以行情见涨提出要把房租提高到每月1000文，葛品连听从母亲的劝告，决定趁此机会迁居以避嫌疑。这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向杨乃武说明，不再租住其房屋，搬到位于太平巷附近的岳父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

　　王心培也早已风闻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风言风语，自葛品连搬来隔壁居住后，就留心观察，看杨、毕之间到底有无传闻的风流韵事。可观察数日，并没见杨乃武过来幽会葛毕氏，也没有见到葛毕氏出去。

　　但葛品连的疑虑并未因此消解，依旧对葛毕氏耿耿于怀，认为毕秀姑对自己不忠，常借故打骂。这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嫌葛毕氏腌菜晚了时日，又将妻子痛打一顿。葛毕氏忍无可忍，寻死觅活，剪掉自己几缕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闹腾了许久，直到双方父母赶来调解，房东王心培也赶来劝解，才算平息风波，夫妻两人重归于好。而在街坊邻居看来，这实是葛品连借腌菜出妻子与杨乃武同吃诵经甚至通奸的恶气。

　　同年八月，杨乃武赴杭州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是余杭县惟一一名中举的才子。按照惯例，中举者必须在张榜后的两三个月内办理确认和报到手续，否则将视为弃权处理。杨乃武的岳父詹耀昌病故后，虽然早已落葬，却还未曾除灵。因为詹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病故，没有子嗣，詹家就商量把其兄的儿子詹善政过继给他为嗣。早就定好十月初三日除灵，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于是，十月初二日，杨乃武就到杭州办理中举事宜，初三办理完毕，就从杭州直接赶往南乡岳母家中。当时同去祭奠的有詹耀昌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还有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杨乃武初三下午赶到祭奠，晚上住在岳母家。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诸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一切手续办完后，杨乃武于初六日返回家中。

　　十月初七日这天，葛品连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忽冷忽热，像犯了疟疾，两腿像灌了铅，走路沉重。葛毕氏知道丈夫本来就患有流火症，劝他找人替工，回家休养。葛品连认为无甚大碍，执意不肯，支撑病体勉强上工。这样硬捱了两天，病情日趋加重。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请假回家，途中屡次呕吐。其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见葛品连浑身哆嗦，走路艰难，心知他流火病复发，就没有叫住他，让他回家早些休息。葛品连路过一家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作早点，但刚吃了几口，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就呕吐出来。好不容易磨蹭到家门口，王心培妻子见他两手抱肩，瑟瑟发抖，问候了几句，就喊葛毕氏出来扶丈夫上楼歇息。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一（3）

　　葛毕氏将丈夫扶到楼上，帮他脱衣躺下，盖上两床被子，见丈夫依然呕吐，大叫发冷。询问他病情，他说自己连日来体弱气虚，大概是流火病复发，嘱咐妻子拿1000文钱托岳父喻敬天代购东洋参、桂圆煮汤以补元气。喻敬天派人买回东洋参和桂圆，葛毕氏煎成汤药让丈夫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叫来母亲喻王氏帮助照料。喻王氏来了半日，见女婿依旧卧床发抖，时欲呕吐，既无好转也没恶化，安慰开导一番，就回去了。

　　傍晚时分，葛毕氏听到丈夫喉中痰响，急忙上前照料，却见丈夫口吐白沫，已经不能说话，葛毕氏高声叫喊，王心培夫妇闻声赶来，派人叫来双方母亲沈喻氏及喻王氏。二人匆匆赶到，见葛品连两手在胸口乱抓，目光直视，急忙请大夫前来。大夫来到，望闻问切后，诊断为痧症，用土办法灌万年青汁、萝卜籽汤也未见效。王心培还跑出城外，把正在履行公务的喻敬天叫回家中，又另请医生延治，也无效果，葛品连捱到十日下午申时，气绝身亡。

　　葛氏家人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哭过之后，家人商量发丧出殡事宜。沈喻氏给儿子擦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准备停灵两日后入殓埋葬。当时尸体并无任何异常，所有人都认为是痧症致死，没有怀疑。

　　当时时令虽已是十月深秋天气，可南方天气闷热潮湿，屋内又通风不畅，加上死者身体肥胖，到了第二天即十一日晚上，尸体就开始发变，口鼻中有少量淡血水流出。死者义母冯许氏见后，认为尸体怪异，死得蹊跷，提出疑问。沈喻氏平时就对儿媳举止轻浮不满，认为因她不守妇道曾闹得满城风雨，见冯许氏提出，也不觉起了疑问。她又仔细查看了儿子尸体，见脸部发青，口鼻流血，面目狰狞，回想起儿子死前双手乱抓，口吐白沫，也觉得甚是奇怪，疑窦顿生，认为儿子是中毒死亡，就当场再三盘问起儿媳葛毕氏。可无论她怎样盘问，葛毕氏一口断定丈夫是因病致死，绝无其他缘故。沈喻氏见问不出眉目，自己的疑惑难以消除，便与家人商量告官，由官府勘验儿子是否中毒而死，如果的确不是中毒而死就入殓出殡，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