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 第14部分阅读

    　　与此同时，赵五娘那儿的情形却是每况愈下。全家靠赵五娘帮人做针线活维生，不幸又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幸好有义仓赈济，赵五娘也得到了一份救济粮，然而却在半路上被人抢走。赵五娘痛不欲生，想投井自尽，但想到家中二老在她死后会失去依靠，因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她到蔡伯喈的朋友张太公那儿借了一把米回来给两位老人做饭，而她自己只能在暗地里用糟糠充饥。剧情发展到了人所公认的感人之处：出现她的一段独唱，把丈夫喻为米，自己比作糠，米糠分离，夫妻两地。

　　不久两位老人得知此事，颇为以前因饭食差而恼怒等感到惭愧，并求媳妇原谅。过了一段时间，蔡母病逝，蔡父也卧床不起。赵五娘侍奉老人，直至他离开人世。然后她剪下自己的头发卖钱以筹措丧葬之资。在她的好朋友张太公的帮助下，她亲手为蔡父挖土筑坟。由于劳累和饥饿，她昏倒在坟墓旁，梦见土地神怜悯她，派白猴、黑虎两个精灵前来帮忙。她醒来时惊喜地发现坟墓已经筑成，她将此事告诉了张太公。

　　张太公于是劝她去京寻夫。她妆扮成尼姑，自描了一幅丈夫的画像，身背一把琵琶，沿路乞讨，往京城走去。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到达洛阳城。正好碰到一次佛教盛典，于是她便走到庙字前，把丈夫的画像挂了出来。正好作为新郎的蔡伯喈来寺庙求佛保佑父母，认出自己的画像，便把它带了回去。第二天，赵五娘以乞求施舍的尼姑身份出现在牛府，不久便为牛小姐接受。牛小姐还巧妙地同赵五娘一起试探了丈夫，于是他们重新得到了团圆。故事结束时，他们全家得到了皇帝的“一门旌奖”，两妻共事一夫。

　　这里包含了中国大众戏剧的全部要素。故事所宣传的崇高品质使该剧在中国大为流行，正像英国的读者关心社会事件一样。故事中有科举，而科学是中国一切故事里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另外，故事还展现了一位贤妻良妇，两位需要照顾的老人，一位患难之交——真正的朋友，一位不对情敌产生妒意的夫人，还有一个热衷于权势的高官。这就是灌输给中国大众的中国戏剧要索。《东行之路》（way down east）和《在山上》（over the hill）两片在中国大受欢迎，正是基于这些因素。这也表明中华民族是个多愁善感的民族，他们常常会为一个感伤的情节一掬同情之泪。

　　小说

　　从前，中国的小说家们总是害怕别人知道自己会堕落到去写小说的地步。试以较为晚近的作品《野叟曝言》为例，该书的作者是18世纪的夏二铭，他能够写出较有独创性的文章和优秀的诗篇，还写过不少游记、传记等等，就像所有的正统文人那样。这些作品都收在《浣玉轩集》，但他也写了《野叟曝言》，这一点可以由收在集子里的诗文来证实。然而1890年秋，他的一位孝顺的曾孙为使夏名垂千古而重印《浣玉轩集》时，却不敢或者不愿，不管怎样终究没有把这部小说、这部无可辩驳的最佳作品列入文集。就连确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件工作也只是到了1917年才由胡适博士完成。曹至此才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白话散文家——至少是最伟大的白话散文家之一。我们至今不知道《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是谁，也搞不清楚《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

　　《红楼梦》的起首与收场，代表了这种对待小说的典型态度。有个道人发现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一个故事。这块巨石是女娲补天时仅剩的一块。蜗皇氏当时只用了36500块巨石去补天上那个由“奥林匹亚”巨人恶战所造成的大洞。此石高12丈，宽24丈。道人将这个故事从石头上抄了下来，后来，故事到了曹雪芹手中。他修改了10年，五易其稿，分出章回，并题一首五言绝句：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故事结束时，一场最为深刻、最富有悲剧意味的人生活剧正在演出。主人公遁入空门，他那个曾给他带来聪慧、使他堪以承爱情所带来的痛苦的灵性，又回到了几千年前女蜗补天未用之石那里。这时，那位道人又出现了。据说这位道人又将这个增加了许多话头的故事抄录下来，并在某一夭来到作者的书房，示看抄本，并问作者何以认得贾雨村，曹雪芹笑道：“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这位道人听了之后仰天大笑，随即把抄本掷在桌上，飘然而去。边走边说：“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据说后人看到这本传奇之后，曾在上面题了四句诗：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但这些荒唐之言却是那么悲伤感人，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由于这种文学是为快乐和自娱而作，它的创作便纯粹出于一种真正的创作冲动，而非出于对名利的喜好。又由于它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圈子之外，故而可以不受那些经典的传统标准的影响。但是，小说创作非但不能为作者带来金钱和荣誉，反而会危及他的人身安全。

　　在《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故乡江阴1，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讲作者如何摆脱《水浒传》的创作所带来的危险。据说施耐庵有先见之明，他写了这部小说之后，就退居乡村。拒绝为明朝服务。一天，皇帝与刘伯温同来江阴。刘伯温曾是施耐庵的同窗，那时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刘伯温在施的桌子上看到了这部小说稿，发现了他超人的天才，于是暗起谋害之心。时值新朝代江山未尝坐稳之际，而施耐庵的小说却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包括盗贼在内，这显然是极危险的思想。因此有一天，刘伯温据此奏明天子，宣召施耐庵进京受训。圣旨到达之际，施耐庵才发现手稿被盗，方知死期将至，于是从一位朋友那儿借来五百两银子去贿赂船工，要他尽量在船上拖延时间，推迟到京的日期。因此在去南京的途中，他迅速写了一部奇幻的神怪小说《封神榜》（该书作者实则何人，至今不详），以使皇帝相信他的疯癫。在疯癫的遮掩下，他得以死里逃生。

　　『1江阴（kiangyin），原文如此。』

　　小说就这样潜滋暗长着，像路边的野花，只能对孤独的路人投以一瞥，以朔取悦。它就像野花引人注目地生长在顽石绝隙之中，没有人培植。它给予，但并不期望回报。它依靠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创作冲动。有时，这种花要隔上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开放一次，但这是何其芬芳的花朵啊！它的开放看起来恰好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它耗尽生命之血尽情开放，然后凋谢。一切优秀的故事和小说都是这样起源的。塞万提斯和薄伽丘写小说，也都是出于纯粹的创作快感。金钱与创作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是现代，有了版税版权的保障，金钱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使一个不具创造能力的心灵讲出一个动听的故事来。安逸的生活为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却并非决定性的条件。安逸生活本身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金钱把查理·狄更斯送上了去美国的旅途，但金钱无法制造出《大卫·科彼菲尔》。我们的故事巨匠，像笛福、菲尔丁和施耐庵、曹雪芹，他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个故事要讲，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讲故事的人。造化把曹雪芹先生放在一个豪奢之家，厩而又使他穷愁潦倒，晚年变成了一个困苦的儒生，生活在一个破败的茅舍之中。于是他就能像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把梦中的故事回忆起来。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再现了这个梦境之后，便感到要迫不及待地把它落在纸上，我们随即称之为“文学”。

　　笔者认为，《红楼梦》无愧为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画，它深切而丰富的人性，它炉火纯青的风格，使它当之无愧。它的人物生动形象使我们感到比自己生活中的朋友还要真实，还要熟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们能一一加以分辨。总之，优秀小说该具备的它都具备：

　　它有惊人瑰丽的中国式亭台楼阁，有一个庞大的官宦之家，四个小姐和一个公子，他们正在长大成人。还有一些漂亮的、年龄相仿的表姐妹，过着善意的椰榆戏谑的快乐生活。一群十分迷人而聪明的婢女，有的工于心计，有的急躁真诚，有的则悄悄地爱上了自己的主人。一些仆人的妻子不忠实，常常牵涉进家庭中发生的小小嫉妒和流言之中。一位老爷常年出门在外为官，两三个媳妇把家政家务管理得井然有序，其中最能干、最有天赋、最饶舌、最受人爱戴的，是凤姐，但她却根本目不识丁。主人公宝玉正值青春年少，十分聪明，却又总喜欢钻在脂粉堆里，正如书中所言，是被仙界遣送下凡历劫，以参透情缘便是魔障的幻境，他像中国所有大家庭中独嗣子那样，颇受祖母这个家庭权威的过分宠爱，但他又极为害怕父亲，十分受堂、表姐妹们的喜欢。几个蝉女照顾着宝玉的衣食住行，甚至还通宵守护照看他的睡觉。他爱着表妹黛玉——这个寄居在大家庭里的孤儿，害着肺病，靠喝燕窝汤度日。她的美貌和诗才都使别人大为逊色，但她却太聪明了一点，以至不能像那些比她傻的人们一样过幸福的生活。她用少女的纯真和激情，热烈地爱着宝玉。另一位是表姐宝钗，也爱着宝玉，但性情更为爽直，头脑更为实际，被长辈视为更合格些的妻子。最后的一次欺骗行为是：几位夫人在宝黛两人全无知晓的情况下，筹办了主玉与宝钗的婚礼。黛玉直到婚礼举行前夕才得知此事，这个消息使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之后就香消玉陨了。宝玉则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婚礼举行的那个夜晚，才发现父母的骗局。于是他变得半痴半呆，魂不守舍，最后遁入空门。

　　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大家庭兴衰的过程之中，在故事的最后三分之一部分里，家庭的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使人大为惊讶，就像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所描绘的那样。它快乐的全盛期已经过去，倾家荡产的气氛四处弥散。我们听到的不复为中秋月下酒宴上的欢笑声，而是寂静庭院中怨鬼的哭声，漂亮的姑娘都已长大成人，并嫁到不同的人家，命运也各不相同。宝玉的贴身婢女们都被遣发殆尽，各自嫁人去了，其中最为忠实的晴雯，带着贞洁和真诚归西。幻境消逝了。

　　如果像中国的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红楼梦》可以丧邦，那么中国早就被毁掉了。黛玉和宝钗成了讨整个民族喜欢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人：急躁的晴雯、温柔的袭人、浪漫的湘云、贤淑的探春、饶舌的凤姐和聪明的妙玉。她们性情各异，代表不同的类型，供读者去选择取舍。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易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和宝钡之间更喜欢哪个。如果喜欢黛玉，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喜欢宝钗，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喜欢晴雯，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作家；如果他喜欢湘云，他会同样欣赏李白的诗篇。我本人喜欢探春，她兼有黛玉和宝钗的品质，幸福地缔结了婚姻，成了一位好妻子。宝玉的性格十分懦弱，远不足以成为年轻人崇拜的“英雄”。不过，无论喜欢与否，中国的男男女女，大部分都把这部小说读了七八遍，一门学问也由此发展起来，称为“红学”。其学术地位的高贵与研究卷帙的浩繁完全可以与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评论著作相匹敌。

　　从各方面讲，《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顶峰。但同时它也是一类小说的代表。简单说来，小说可以根据其内容划分为以下几类，每类中著名的代表作附后：

　　〖1。侠义小说： 《水浒传》

　　2。神怪小说： 《西游记》

　　3。历史小说： 《三国志》

　　4。爱情小说： 《红楼梦》

　　5。淫秽小说： 《金瓶梅》

　　6。社会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7。理想小说： 《镜花缘》

　　8。社会现状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当然，严格的划分是困难的。比如《金瓶梅》虽有五分之四篇幅的淫秽描写，但它却是最好的社会现状小说，它既无情又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丢姜众生的画像，描绘了乡绅土豪的嘴脸，特别描绘了明代中国妇女的状况。除了这些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我们还应该提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大小故事。它们具有十分久远的传统，最好的代表作有《聊斋》和《今古奇观》，后者是世代流传的各种通俗故事的最佳集选本。

　　我大致上以这些小说在公众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为它们排了队。从街上那些“流通图书馆”图书借阅的情况来看，最流行的小说，当首推冒险小说，汉语叫“侠义小说”。在一个侠义勇敢的举动常被老师和家长所训斥的社会里，这种现象自然是很奇怪的，然而从心理上来解释则一目了然。在中国，侠义的子孙常会使自己的家庭陷入与警察和地方官吏的麻烦和纠纷之中，故而常被赶出家门，流落下层社会。而行侠仗义之士，常常大具有公众精神，一定要干预别人的事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被逐出社会，赶往“绿林”。因此，如果父母不把他们“击碎”，他们就会击碎这个家庭。这也是由于缺乏宪法保护的缘故。在一个正当行为得不到宪法保护的社会里，一位执意要为社会上的穷苦人和被压迫的人主持正义的侠客，就一定得是一位“硬派英雄”。显然，那些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的人，呆在上流社会的人，是不配麻烦别人去“击碎”的。于是，这些中国的“优秀公民”便十分欣赏绿林豪杰，就像无助的妇女欣赏脸庞黝黑、胡子拉茬、胸毛蓬蓬的魁梧大汉一样。有什么比一个结核病人躺在床上看《水浒传》，欣赏李逵的力气与业绩更容易令人兴奋和畅快的呢？应该记住，中国小说总是躺在床上读的。

　　奇幻小说或曰神怪小说，涉及到妖魔与神仙的斗法，包罗了传统民间故事的很大一部分。这种传统与中国人的心灵非常接近。在《中国人的心灵》那章里，笔者已经指出，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超自然的东西总是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西游记》曾由田·蒂莫西·里查兹博士译出一个轮廓，书名为“a mission to heaven”（《天国求经记》），故事描述了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业绩以及途中所遭遇的危险。同行的还有三个极为可爱的半人半兽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个故事并不是由作家首创，而是以民间的宗教传说为依据写成的。最为可爱、最讨人喜欢的角色自然是孙悟空，他代表了人类精神中最顽皮的那一部分，永远在做着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吃了天堂里的禁桃，就像夏娃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一样；他后来又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锁在大石底下达500年。满期之日，玄奘恰巧路过，将他解救出来。他需要一同上路，并担负与各种妖魔鬼怪作战的任务，以期将功折罪。但他恶作剧般的性格却还保留着。这个人物的发展过程，正好代表着不甘约束的人类精神与神圣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他头上有一个铁箍，每当他行为越轨，违反戒条时，玄樊就可以念紧箍咒，铁箍就会缩紧，使他的脑袋疼痛难忍，几欲爆裂。而猪八戒则代表人类的动物欲望，但这种欲望在宗教的旅程中逐渐得到遏制，得到净化。所有这些欲望与诱惑所引起的冲突发生在如此奇怪的旅程中，由这样一些并不完美但却颇具人性的人物参加，于是便造就了一系列滑稽的情节和令人兴奋的打斗场面。打斗时还借助于超自然的武器和魔力，孙悟空耳朵里藏着一根小棒，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大。他还具有拔下腿上的猴毛使之变成无数个小猴去骚扰敌人的能力。他还可以变成一只水老鸦、一只麻雀、一条鱼儿或一座庙字——眼作窗，嘴作门，舌作佛像，时刻准备把踏入庙门的妖怪吞进肚里。孙猴与妖怪的这种打斗，互相都可以变化无定，追来逐去，上天入地或潜入水中。这种战斗，使所有的儿童和那些还没有老到不欣赏米老鼠的成年人，都大感兴趣。

　　这种对神怪的喜好，不仅志怪小说里有，还可见于其他各类小说，甚至诸如《野叟曝言》这样的第一流作品的力量也都部分地被这种喜好冲淡了。这是一部描述冒险与天伦之乐的小说。这种对神怪的嗜好又使得《包公案》这样的悬念故事逊色不少，使侦探小说的发展成为不可能，后者的原因当然还在于中国人科学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贫乏等等。因为当一个中国人死了的时候，通常的结论是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中国的侦探家包公本人也是一个法官，总是通过梦境来解决迷惑和谋杀，而不是运用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

　　在情节上，中国的小说则像d。 h。 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冗长。中国小说与俄国小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二者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种主观性。虽有丝丝人扣的心理描写，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发挥一下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则很困难。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金瓶梅》在对纯粹腐败堕落行为所进行的详尽描写上，与《卡尔玛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逊色。恋爱小说的情节通常都是最杰出的。社会现状小说在近30年来很是时髦，但其情节松散，进而成为一系列互相没有多少关联的趣闻轶事，尽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甚至都没有出现，直到近十年来现代作家读了原版的或翻译的西方文学，试图写一些类似的东西之后，它才初露端倪。

　　总之，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国生活的发展步伐。它规模宏大，错综复杂，从不急急匆匆。长篇小说生来就是给人消磨时光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当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磨，读者又不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写完或读完。中国的小说是要耐着性子慢慢读的。路边既有闲花草，谁管路人闲摘花？

　　西方文学的影响

　　当两种文化相遇时，较为丰富的那种文化应该给予，另一个则应接纳，这一点十分自然，也极其合乎逻辑。事实上，尽管令人难以置信，给予要比接纳更为幸运。很明显，中国近30年来在文学和思想上获益非浅，这全得归功于西方的影响。承认西方文学内容较为丰富，承认它整体上的优越性，这一点使得自诩为“文学国度”的中国大为震惊。约莫50年前，中国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欧洲的炮艇；约莫30年前，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约莫20年前，他们发现西方居然还有十分优秀的文学，而现在不少人已经在慢慢地意识到西方甚至具备比他们自己更良好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风范。

　　对于一个古老而又自傲的国度而言，这可实在使人难以接受，但是中国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接受任何东西的地步。无论如何，文学领域的变革已经到来。中国的文学在文体和内容上的深刻变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来的任何变化都要大。受外语的直接影响，白话本身成了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来的。词汇大量增加，这意味着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还是文学的概念都包括在内。这些概念通常比我们思维中的那些旧材料的概念、定义更完善、更精确。我们思维中这种原材料的增多，导致了文体的变革。文体的变革又现代化到旧文人难以辨认的地步，以至使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新的语言格式。如果让他们为杂志写一篇在文体和内容上都能为人接受的文章，他会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诸如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已经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大为改进。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在总体上与法国新古典学派观点非常相似的中国旧文学批评标准现在已被抛弃（新古典主义曾使欧洲人在一个半世纪之中都没有能够欣赏莎士比亚）。代之而起的是更为新鲜、丰富和广阔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会使文学与生活高度和谐起来，使我们的思维更为精确，使我们的人生更为真诚。

　　当然，给予比接纳更为幸运。接纳带来了混乱。进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进步还常常是丑陋的。伴随着年轻的中国那心灵的剧烈震荡，我们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欢悦的庸见。这个新旧选择调整的任务殊非一个寻常的心灵所能承担，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是极端地幼稚，脾性是那么易变，观念是那么浅薄。理解；日东西是困难的，明白新东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许的浪漫主义，也有些许的自由主义；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缺乏心理稳定因素，对任何旧的东西，属于中国所特有的东西，都感到很不耐烦；极端轻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寻最新的诗人，到保加利亚去搜寻最新的小说家；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时小心谨慎，极端敏感（这只能说明自己自信心的缺乏）；有一点源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也有时时袭来的忧郁和过度的热情，年复一年的口号之争就像狗在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这一切塑造了现代中国作品的特性。

　　我们已经失却了稳定而完整地看待生活的天赋。今天，文学被罩上了政治的云彩，作家被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捧着法西斯主义，一派捧着共产主义，各自以之为疗救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可尽管表面上思想已经得到了解放，以往类似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排斥异端的传统所引起的极度不安的精神现在却仍未能平息下来。这种不安只不过是由现代术语来描绘就是了。因为无论如何，中国人喜爱自由，就像喜爱一个外国淫妇一样，毫无真情可言。这些都是转折时代的丑恶特征，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消失的，但那只是在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上组织得很好的国度，人们的心灵也少了一些敏感的暇疵的时候。

　　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因为中国一次就收获了西方学术的各种成果，其中包括哲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经济学等方面，以及为现代批判性的文化所包容的一切其他东西。甚至于外国的儿童游戏、歌曲和舞蹈，现在也正在介绍进来。在讨论文学革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总结了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学进步中的积极作用。这种影响的直接来源是欧洲文学的汉语译作。看一看这些翻译作品的范围和内容，你将会发现这种影响的程度，并顺便看到这种影响的类型。

　　中文版的《1934年出版年鉴》中，有一个近23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目录，这些作品出自26个国家的不同作者之手。这个目录并不完备，但已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我们按照作者多寡，将这些国家排列如下：英国46人，法国38人，俄国36人，德国30人，日本30人，美国18人，意大利7人，挪威6人，波兰5人，西班牙4人，匈牙利3人，希腊3人，非洲2人，犹太人2人，其余瑞士、比利时、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叙利亚、波斯、印度和泰国各占一人。

　　翻译过来的英国小说家主要有乔治·爱略特、菲尔丁、笛福（包括《摩尔·佛兰德斯》）1、金斯莱、斯威夫特、哥尔斯密、勃朗特姐妹（包括《呼啸山庄》和《维列特》）、司各特、康拉德、盖斯凯尔夫人和狄更斯（《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双城记》、《圣诞颂歌》和《艰难时世》）。哈格德的作品通过林纾的翻译，获得了比在英国更高的声誉。诗人主要有斯宾塞（《仙后》）、勃朗宁、彭斯、拜伦、雪莱、华滋华斯和欧内斯特·道森。莎士比亚的五部剧作也分别由不同的译者译出（《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六世》和《罗密欧和朱丽叶》——从这个单子可以看出，孰译孰不译纯属偶然选择）。戏剧方面的代表还有高尔斯华绥（七部）、庇耐罗、琼斯、谢立丹（《造谣学校》）和萧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风流男子》、《武器与人》、《人与超人》和《卖花女》）。爱尔兰一派的代表是辛格和唐西尼。论说文作家的代表是兰姆、阿诺德·本涅特和马克斯·比尔博姆。詹姆斯·巴里和奥斯卡·王尔德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有两个译本，《莎乐美》有三个译本；王尔德的《陶连·格雷的画像》和《惨痛的呼声》也已译出。h。 g。 威尔斯由《时间机器》、《布列脱林先生已把它看穿》以及《最先登上月球的人》而知名，尤以《世界史纲》著称于世。托马斯·哈代仅以小故事和诗歌著名，尽管他的名字为人所熟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则由于已故徐志摩的影响而十分出名。这张名单所包括的作者只限于有整本著作译出的，当然也没有包括其他领域的著作者，比如伯特兰·罗素，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本节所列外国文学人名书名，皆用现今通用的译法，下同。』

　　法国作家，有巴尔扎克、莫里哀、莫泊桑（全部作品）、法朗士（9部作品，其中《黛依丝》有两个译本）、纪德、伏尔泰（《老实人》）、卢梭（《忏悔录》、《爱弥尔》）、左拉（其主要作品还未曾译出）、戈蒂埃、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有三个译本，还有《萨朗波》和《一颗单纯的心》）。大仲马、小仲马父子长期以来就很有名，尤以《茶花女》为中国人所喜爱。雨果的代表作品较多，有《海上劳工》、《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欧那尼》、《吕依·布拉斯》和《吕克莱斯·波基亚》。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有夏多布里昂（《阿达拉》和《瑞奈》）和皮纳丹·德·圣－皮埃尔。都德的《萨福》和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当然十分令人爱不释手。波特莱尔十分出名，罗斯唐的《西哈诺》也很有读者。巴尔比斯有两部小说翻译了出来：《炮火》和《光明》。即使是罗曼·罗兰蔚为大观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此外还有他的《蒙特斯邦》、《皮埃尔和吕斯》和《爱与死的较量》。

　　经典的德国文学当然是由歌德和席勒作代表。翻译过来的作品有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两个译本），《哀格蒙特》、《克拉维果》、《施特拉》和《威廉·迈斯特》的一部分，还有席勒的《奥里昂姑娘》、《威廉·退尔》、《华伦斯但》和《强盗》。其余尚有莱辛（《明娜·冯·巴尔赫姆》）、弗赖特格（《新闻记者》）、海涅（《歌集》的节选和《哈尔茨山游记》）……特·拉·莫特·福凯的《涡堤孩》，以及施笃姆的《茵梦湖》（三种译本）都十分流行。霍普特曼是由其《职工》、《红公鸡》、《獭皮》、《孤独的人》和近作《索安那来的异教徒》（两种译本）著称于世，而其《沉钟》则一度成了一本杂志的刊名。其余尚有苏德曼的《佐尔格太太》，更为现代的著作有韦德金德的《春回大地》和莱昂哈德·弗兰克的《卡尔和安娜》。

　　除了霍桑、斯陀夫人、欧文、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的一些翻译作品之外，人们对美国文学的兴趣一般放在较为现代的作品之上。最为著名的是厄普顿·辛克莱，其兴盛与俄国共产主义文学潮流有关，他的著作有13部被译成汉语，这里还可以提一下迈克尔·戈尔德的一些短篇小说以及他的长篇小说《没有钱的犹太人》。辛克莱·刘易士则是由《大街》为代表作，西奥多·德莱塞则是由一些短篇小说集为代表，尽管这两人都十分出名。尤金·奥尼尔的两个剧本（《天边外》和《加勒比的月亮》）都已译出。赛珍珠的《大地》有两个中文译本，她的《儿子们》以及其他短篇故事也已译出。

　　俄国文学的潮流于1927年前后卷入中国，那时正值南京政府成立，进行清党，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之时。正如英国文学上的雅各宾主义成长之时，正是政治上的雅各宾主义宣告失败之日，文学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是在国民革命胜利之后泛滥于中国的。青年人的巨大热情，曾经有力地推动了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并使之成为现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对青年运动的镇压，给这种热情泼了冷水，使青年人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他们便变得内向起来。一种强大的暗流逐渐得到发展，并随着对现实不满的情绪的增长而增长。

　　因而，潮流转了向。宣传“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同义）的号角被吹响了，并立刻得到众多人们的响应。1917年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们一夜之间突然变得过时了，被慷慨地称为“老人”。年轻的中国讨厌他们了，要造他们的反了。那些最聪明的领袖们开始学习如何保持沉默，并开始收藏古董古玺。胡适仍在继续奔走呼号，但人们对他的反映却比较冷漠。他们需要一些激进得多的东西。周作人、郁达夫和《语丝》派作家都是些个人主义者，无法加入这个大众行列。鲁迅曾经战斗过，抵抗这股潮流仅一年，后来他自己也改变了立场。

　　在1928～1929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长长短短有超过100本的俄国文学作品，以狂热的速度涌进中国的图书市场。这时，国民政府才真正从梦中醒了过来。这些书籍的作者有：卢纳察尔斯基、里亚比丁斯基、米歇尔斯、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柯伦泰、希什科夫、罗曼诺夫、皮涅克、奥格涅夫、索斯诺夫斯基、沙基涅、雅科夫列夫、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杰米多夫、爱伦堡、阿罗塞夫、巴别尔、卡萨特金、伊凡诺夫、伊娃、卢滋、桑尼卡夫、塞佛林娜、巴赫米大夫、费定、绥拉菲摩维奇、普里希雯、谢苗诺夫、肖洛霍夫、尼·瓦、维塞里、左琴科、特列季亚科夫、索保尔、科罗索夫、福尔曼诺夫，以及菲格涅尔。这里我们当然还未曾提及革命前的“伟大的俄国人”，诸如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他们在这之前就为读者所熟知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已被翻译了过来；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的有20部，其中包括篇幅冗长的《战争与和平》（节译）、《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深受读者青睐的作家（他的7部作品，包括《罪与罚》均已译出）；屠格涅夫也早已为人们熟知（他的作品21部已译出）。跨越两个时代的高尔基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厄洛圣卡夫、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由于鲁迅的影响也很受欢迎。作为一个狂热追求俄国式东西的标志，我们可以提及以下这个奇异的事实：那就是在100多部革命后出版的作品中有23部有两种以上译本，由不同的公司几乎是同时竞相出版发行，其中有四部同时有3种译本。在较为流行的作品中，也许应该提一下柯伦泰夫人的《红色的爱》（2种译本），革拉特科夫的《水泥》（3种译本），奥格涅夫的《科斯佳·里亚布采夫的日记》（3种译本），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3种译本），绥拉菲摩维奇和皮涅克的各种各样的作品，西什科夫和伊凡诺夫的戏剧，以及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文章。

　　让年轻的中国一次吃掉这么多东西，看起来是多了一些，倘若产生消化不良倒也无可厚非。怪不得霍桑和阿纳托尔·法朗士都已绝望地过时了。当局现在揉着自己的眼睛，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正试图做着什么。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局如何，无人能够预料。新闻检查容易实施，近来也已经付诸行动。难办的是，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现状感到满意，有三种途径可达此目的。其一，谋些好差事给那些作家，这方法有时也挺管用的。其二，禁止那帮作家发泄愤满之辞，这自然是愚蠢之举。其三，把现状改进得让国家民族确实满意，这仅仅靠新闻检查部门是做不到的。中国人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且后者居多数。除非是做大量建设性的工作，提出些踏踏实实的设想，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维能力，否则光靠标语口号，靠华而不实的唠唠叨叨，是不会造就出一个新国家来的，无论它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老一辈中国人想把中国拉回儒家学说的轨道上，包括对妇女的幽禁，对寡妇守节的崇拜等等，但这反而会使新一辈中国人冷漠反感。与此同时，那些共产党的理想主义者，腋下挟着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蓄着蓬乱的头发，抽着俄国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指责那个，也解救不了中国的苦难。文学这东西，依我看，仍旧是文人学士茶余饭后的消遣，旧派也罢，新派也罢。

　　第八章 艺术生活

　　艺术家

　　依著者之见，在中国文明的一切范畴中，唯有艺术堪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永久的贡献。我想这一点当不会有激烈的争论。尽管中国经验主义的医药学给医学上的研究和发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中国的科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自命不凡。中国的哲学永远也不会给西方留下一个持久的印象。因为中国哲学的中庸、克制以及和平主义都是由于体力衰弱这一条件所造成的，所以中国哲学将永远不适合于西方人好斗的性情和旺盛的活力。

　　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永远不会适合于西方。孔学过于刻板，道学过于冷漠，佛学过于消极，都不适合西方积极的世界观。每天遣送人员去北极探险、征服宇宙或者打破速度纪录的人们绝不会成为良好的佛教徒。我曾经看到一些欧洲的佛教僧侣。他们在一起讲话时，声音十分宏亮，感情十分激烈，无法抑制住心里的骚动情绪。更有甚者，一位佛教僧侣，在痛斥西方的时候，愿意让天火和硫磺从夭而降，烧毁整个欧洲。当欧洲人披上袈裟，试图表现为平和消极之时，他们就显得荒唐可笑了。

　　然而，如果把中国说成是连自己的艺术都不懂的国度也是不公平的。中国人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东西，只有通过它们在艺术中的反照才能被认识。因为像西拉诺1那样，中国人心灵中极端敏锐、颇为精细的感情被多少有点不太讨人喜欢的外表蒙蔽了。中国人毫无表情的面容后面，隐藏着一个深沉的情感主义；阴郁的外表背后，包含着一颗无忧无虑的豪爽的心灵。那些黄色粗笨的手指塑造出了愉快而和谐的形象，高高的颧骨上的杏眼闪烁着和善的光芒，细想着绝美的画面。从凌霄宝殿到学者的信笺，还有各式各样的工艺品，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