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 第5部分阅读

    　　然而，随后的一天，当少年再次爬到树丛下偷看时，蕾仙突然消失了。

　　原来，蕾仙的男友居然找到了她。

　　他们重归于好。男友来乡下接蕾仙回城里去了。

　　这些简单信息是乡下少年听邻居——接待蕾仙的亲人——跟他家父母聊天时听来的。

　　痴痴的少年迷茫地想：城市在哪里，城市有多远？

　　他要发愤读书，去城里上大学，去寻找这个美丽的仙女。

　　这个乡下少年就是阿东。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阿东：“我的心总是被无言的忧伤所划破”

　　三年后，我如愿以偿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可是，我的心总是被无言的忧伤所划破。

　　在北京读书的那些日子，每逢周六傍晚时分，我就茫然地乘车去市里转悠。

　　我试图用一种茫然来驱逐我的忧伤。公共车由满载夕阳和人声，渐次转为霓虹与寂寥，一路上的乘客上上下下车，来来去去，各有各的归属。

　　在摇晃的公车里，纵使流动的街景偶尔撩拨着看似无波的心，但大部分时间，我的想象是走在美式西部片中那种荒漠无垠的公路上。

　　我超越了挤兑的人群和市声，在荒凉的旅途中，只有内心的孤独和沉默的司机是我最最忠实的伴侣。

　　然而，也许灵魂难以承受生命之轻，也许繁华真有“脱胎换骨”之魔力，我总会随着大批的乘客在北京王府井最喧哗的站台下车，然后摩肩接踵，浮沉于市声之间，顺着人潮波伏转动。没有目的和目标，纵容自己变成了一只盲从的羊，从这一簇挤窜逃到另一簇，内心的孤独便由此煮成了一锅沸腾的粥，糊糊的，粘粘的，分不清东西南北。

　　那时，我已知道蕾仙就是引诱我走进这个城市、并以“仙女”高贵的身份占据我灵魂最温柔部分的那个人。

　　我要见她、看她、去向她表达我的秘密以及我的崇拜之情。

　　有一天，我突然从学校墙报栏里的海报上看到蕾仙要在北京人民大剧院举行个人专场表演的消息，兴奋极了，以为可以见到她了。

　　因为家里穷，除了最低的生活费外，我没有一分一厘的零花钱，每个星期六上街坐公交车的钱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当时又没有机会打工，因此，为了筹到高达八十元一张的门票，我去一家医院卖了三百五十毫升的血。

　　当鲜红的血一滴滴地抽入冷冷的盐水瓶里时，我感到内心很热，似乎突然之间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不惜以生命去敬献某种神圣的事业。

　　我拿到了八十五块钱卖血费，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拥有这样一笔可以自己支配的“大钱”。

　　可是，当我兴冲冲地跑到人民大剧院去买门票时，居然被告知所有的票早在两天前就已被售出。

　　我握着皱巴巴的钞票，茫然若失的情感将我的胸口揪得发痛。

　　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在议论。

　　“你买不到票的。所有的票都被一个大佬买去赠人了。”

　　“听说舞女被这个大佬包了很久了。这场演出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别看她长得漂亮，她的灵魂可丑陋得很呢……”

　　我不要听这样的话，我赶紧逃回了学校。路上口渴得很，可我连一支冰棍都舍不得买。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无论人家说什么，我就是要看看仙蕾。

　　我要看了才会死心。

　　那晚，我将本是用来买门票的八十元钱全部用来买花了。

　　一个乡下小子捧着一束昂贵的花等在人民大剧院门口。这一幕让许多人都感到滑稽，可当时的我却洋溢着一股浪漫主义的幸福情怀。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演出才如期结束。

　　观众出来时，我捧着花情不自禁地向里面冲。

　　一个高大的男人猛地将我拖住，威严地说，“你要干什么？”

　　“我、我要去……”我结结巴巴，仿佛要去干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似的。“你要去献花？”那个男人二话不说，将我手中的花抢下来，一把将我推出大门，说，“好啦，你的花我会转送给蕾仙的！”

　　我又一次往里面冲去，并大声说，“我要亲自送给她！”

　　那男人把我当成了疯子，一拳打到我的鼻孔上，打得我眼冒金花，鲜血直流。

　　观众纷纷围了上来。

　　我固执地说，“让我见见蕾仙，让我跟她说一句话！”

　　又一重拳落在我的背上。男人继续动武时，被观众制止了。

　　这时，有人喊了一声：“蕾仙过来了。”

　　真的是她！

　　只见她满脸的不高兴，走上来，对打我的男人说，“你真不中用，让这么一个撒野的小子来门口捣乱！”

　　说完，蕾仙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被一群男人簇拥着，神气十足地走了。

　　丧魂落魄地回到学校，我被大雨淋得透湿，扎扎实实地病了半个多月。

　　我的心被无言的忧伤划破了。

　　我看见流出来的血变得苍白。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美风美雨：“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

　　阿东大学还没毕业就能够去美国留学，完全凭的是他的成绩。

　　蕾仙给他的心灵造成的重创，使他如梦初醒，将青春过剩的精力全部放在了学习上。

　　大四那年，国家教委给了他们学校三个公费留学指标，在全校报名参加挑选考试的五百二十八名竞争者中，阿东居然考了个第一名。

　　远渡重洋，而且是人人向往的美洲大陆，对九十年代初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玫瑰色的梦。

　　阿东与学校电子系一个叫周山岭的同学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幸成为美丽的圆梦人。

　　阿东的人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眼花缭乱的美风美雨却让“洋装虽然穿在身”的阿东一时难以适应过来。入学不久，阿东班上有一个年轻貌美的欧裔小姐，在一次小姐聚会上，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就喜欢性生活。

　　因为这是了解一个男人的最好的办法。

　　“性生活”三个字由她说出来，就像嚼一支口香糖一样轻松随意。

　　她说，男女之间聊天、看电影或一起出去游玩，都是极为肤浅的，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只有“性交”（这两个字她说得很重）能够帮助互相了解。

　　这样的言论无疑让从中国山沟里走出来的阿东目瞪口呆。

　　古老土地上板结已久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一再受到挑战。

　　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中国学生联谊会，芝加哥地区还有一个中国学者联谊会。阿东有时也参加他们一些聚会，从联谊会那里可以结交一些朋友，了解一些信息。

　　比方，有一次聚会，一名在读博士说，中国女人在选择男友的时，有着严格的实用标准，比如家庭、职业、财产和地位等等，而这些对美国人来说，她们并不看重。

　　他举一个例子说，他读研究生时，班上有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学生，许多男生对她动心。这女孩拿了硕士学位后，在一所中学教了几年书。她拒绝了许多求婚者，最后竟嫁给了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售货员。

　　在另一次有当地女学者参加的聚会上，有人从中心话题“一夫一妻”生活模式之利弊中引发出来，说男人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并以“中国古董”辜鸿铭主张用纳妾来补偿男人的性生活作例证，但话未说完，立即遭到两个美国女人的反驳：“男人可以多妾，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多夫？”

　　那人沿用辜鸿铭的话回敬她们：“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但世上哪有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没想到，那两个美国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当即反问道：“你们见过一只碗配四根汤匙，但世上哪有一根汤匙配四只碗的？”

　　此言一出，将所有在场的人都镇住了。散会后，一个中国学者对阿东笑笑说，听了那两个美国女人的话，他原想引用马尔克斯在小说中的话——“男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都不敢说了，因为美国女人说不定会反驳他：“女人需要两个男人，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担柴挑水”，甚至更难听的话。

　　最后，这个学者对阿东说：“在美国，女人的胆像佩玉一样，是挂在胸口上的。”

　　仿佛是为了验证这个学者的话似的，不久后的一天，一群女权分子在芝加哥大学校园内竟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憎恨男人大会”。

　　她们出售胸章和t恤衫，上面的文字特别杀眼——

　　“男人太多，弹药不足”（so many men， so little ammunition）；

　　“死掉的男人就不会享用春宫”（dead men don‘t use porn）；

　　更酷的则是：“赢得男人心的最佳办法就是当胸一枪”（the best ‘s heart is through the chest），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端着枪，在对准你射击的图案。

　　至于“保护妇女”（feminine protection）、“我憎恨男人” （i hate men）等字样的文化衫就显得“过于友好和温和”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这个大会破坏了“烟花巷”的生意，一大群妓女竟然大大咧咧地聚在会场外示威，她们的口号很实际，说什么“替男人口交总比没工作好”（a blo no job）、“我的身体乃我的生意”（my body‘s my business）（此话当然也有“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事”或“我的身体管你鸟事”之意）。

　　换句话说，女权分子不能干涉她们的“身体”。

　　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幕对自称“乡巴佬”的阿东冲击太大了，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他们疯了，还是我疯了？”

　　那些天，这个疑问像一柄有毒的剑，一直紧紧地刺激着阿东，令他欲罢不能，难以自制。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狐狸的尖叫：与“黑珍珠”的异国之恋

　　阿东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碰上“黑珍珠”的。当时他去大学边门的网球场找周山岭，刚进门，一个网球夹着一股劲风迎头痛击他的右颊，紧接着他听见了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就深深地留在了阿东的记忆里，直到今天。

　　阿东被网球“揍”得头晕晕的，一个俏丽的女孩跑了过来，大声说，“你没被我打死吧？”

　　她就是刚才发出尖叫的那个打网球的女孩，自称“黑珍珠”，倒是应了中国人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

　　“黑珍珠”其实并不很黑，只是比中国人皮肤黝深一些罢了。她的鹅蛋型脸型、韧性十足的皮肤、会说话的眼睛和洁白细密的牙齿将高挑的她衬托得妩媚动人。

　　“黑珍珠”是斯里兰卡来的难民。

　　中国朋友听说阿东交了一个斯里兰卡的难民女朋友，颇有些瞧不起他。阿东心里特难过，不是为“黑珍珠”，而是为某些中国人。

　　到了美国阿东才发现，原来某些中国人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他们不愿跟亚洲人——日本人除外往来，他们叫“黑人”为“黑鬼”，并一个劲地往白人圈子里钻，跟人家套近乎。如果白人瞧不起他们，他们又大声喊屈：“你们白人有种族歧视倾向！”

　　尤其是一些取得了美国绿卡、特别是那些已经入藉的华人，种族歧视更为明显。

　　有一回，一个刚拿到美国护照不久的中国人对一个美国人抱怨说，“我们美国人干吗老是接受那些又穷又脏的难民？他们来什么都不干，只知道领取咱们的福利！”

　　这样的话，只有这个中国人才够说得出口，阿东听得真想吐，而那个美国人好心地问说话的人：“你是哪国人？”

　　那人很骄傲地说：“我是美国人！我入了美国籍！”

　　美国人就说：“你也不是这里出生的嘛。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我的祖先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才能使美国生机勃勃啊！”

　　那个中国人说：“可是，我是说那些难民……”美国人立即打断道：“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祖先当年还是英国的罪犯呢，他们是被流放来美国的呢！难民又怎么样？连美国人都不接受难民，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可以接受难民？”

　　接受难民是美国人道主义的一种张扬，也是美国人很骄傲的地方。何况来这里的难民，他们都很努力、感恩，而他们的后代更是有许多成了国家杰出人士。

　　阿东真替那个中国人难过！

　　也许是内心的固有的忧伤仍然时时地涌动，也许坚硬的孤独需要有人共享，也许异国情调应有爱情的浪漫，也许是众人的目光使他的逆反心理更加强烈，总之，阿东很认真地与“黑珍珠”谈起爱来，用那种乡下人特有的古朴和纯情，小心地、努力地经营着人生的初恋。

　　恋爱需要开销，阿东立即成了一家中国餐馆的一名洗碗工。“黑珍珠”也不错，她在课余去一家越南人打的花店打零工。

　　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可他们感到很充实。阿东有时从餐馆里带一份好吃的回来，而“黑珍珠”偶尔也带一束干花或自己在帮老板插花之余用废弃的碎花做成一个中国字“爱”送给阿东。一切似乎都很美丽，是那种青春的激情、朦胧的向往和夜半春心的躁动。

　　“黑珍珠”想回斯里兰卡去参加“佛牙节”。她说她已经有五年没有回家了。虽然家里没什么人了，但是，斯里兰卡有她沉实的梦。

　　阿东二话不说就答应陪她一起去。

　　他们也更加努力挣钱，并于第二年夏季如愿以偿到达了斯里兰卡。

　　一下飞机，“黑珍珠”就激动得不行，双膝跪地，叩吻这块贫穷且饱经战争创伤的故土，因为故土下面埋着她的亲人、也埋着她厚厚的痛苦和结痂的记忆。

　　“黑珍珠”感谢阿东帮她实现了她的愿望。

　　阿东自己也深深地感动着。

　　因为游客太多，他们又没有多少钱，只能在一家下等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黑珍珠”说，这样至少可以省出一个人的住宿费。

　　白天，数不清的斯里兰卡人都成群结队地涌到卡迪市的市中心，为的是要目睹一颗由释加牟尼佛所遗留下来的舍利佛牙，这一颗“佛牙”是一连十个晚上佛牙节的重心。

　　每年的“佛牙节”都是在七月的月圆之夜举行，整个节庆由大象揭开序幕。

　　阿东紧紧地抓住“黑珍珠”的手，挤在潮涌的人群中。

　　天气热得不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烘烘的汗味、体味和椰子发酵的臭味，但人们顾不上那么多，只一个劲地喊着、笑着、挤着。

　　“黑珍珠”高兴得像个俏皮的孩子，她不停地用当地语言跟前后左右的人说着什么，有时也会学男人的样子，吹口哨。

　　而最让阿东难忘的则是她那种独特的尖叫——也就是网球上的尖叫，以及后来有一天对阿东宣布“分手”时，她激愤不已地发出的同样的尖叫。

　　后来，阿东将这种尖叫起了个恐怖的名字，叫“狐狸的尖叫”。晚上八时左右，“佛牙节”大型游行活动开始了：披挂着豪华衣饰的八头大象，充当着先头部队。它们从佛牙寺出发为游行队伍开路，两旁是举着椰壳火炬的人，紧随着的队中包括了僧人、手持佛陀画像的人、跳舞的女孩、鼓手、演奏乐器的人。

　　接着便是更多的僧侣们和大会的重点佛牙舍利——这个神秘的“庙会之主”。

　　“佛牙”通常会被小心放置于一个七层的神龛内，就像盒中有盒的国宝，越近内层的盒子就越精致，而那颗无价的“佛牙”，就是藏于最内层的第七个盒子之中。

　　整个节庆活动当中，“佛牙”不会真正曝光，没有人能够看到“佛牙”的真面目

　　“佛牙”巡游是整个节日的中心仪式，它象征“佛牙”经过困难重重的旅程，终于可能安然抵达斯里兰卡。

　　在游行时，供奉“佛牙”的神龛由其中一头大象——“象中之王”——运送，另一些威猛高大的大象则负责殿后。

　　虽然，据说这种被抬出寺外、在游行队伍中置于最尊贵地位的“佛牙”只是一个复制品，但是，狂热的人群仍然奋力往前冲挤。

　　为一睹“佛牙”风采，不少人的衣服都挤破了。

　　“黑珍珠”像个疯女孩似的，喊着、叫着、跳着，说着阿东听不懂的话，浑身的肌肉都在燃烧。她被人群挤得披头散发，但她毫不在乎，更毫不退让。挤在前面的“目睹者”立即跪地顶礼膜拜。

　　那一次，“黑珍珠”有幸成为叩地者之一。

　　她发疯般拉着阿东的手，结果阿东也加入了叩地者神圣的仪式之中。

　　那晚，阿东和“黑珍珠”一直玩到快十二点才恋恋不舍地从街上回到破旧的旅馆，两人都显得疲惫不堪，但“黑珍珠”兴奋异常，她期待着阿东的行动。

　　阿东过于迟钝——一张木床，一张薄毯子和两个有血有肉、且又是沐浴着美风美雨的恋人，然而，阿东“十分君子”地主动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将唯一的床留给了“黑珍珠”。

　　“黑珍珠”脱光了一切，直挺挺地展露在床板上。

　　阿东居然用那张上面有些可疑痕迹的薄毛毯盖住闪着棕色光泽、弹性十足的胴体。

　　“黑珍珠”将毛毯掀翻在地。

　　阿东以为她热，也不勉强。他和着衣服，睡了一晚。

　　第二天，又是如此。

　　第三个晚上，“黑珍珠”终于穿着裙子睡的。

　　半夜中，“黑珍珠”从睡梦中发出尖叫，仍然是那种独特的“狐狸的尖叫”。

　　阿东吓得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黑珍珠”脸上堆满了蝙蝠。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爱’而不‘做’，怎么知道是‘爱’？”

　　回到美国后，“黑珍珠”有些反常地对阿东冷漠起来。

　　阿东感觉很奇怪，他拚命打工，赚了钱，并花了宝贵时间，万里迢迢陪“黑珍珠”回到了她的故土，实现了她的所谓“梦想”。看她玩得开心，他以为她一定会很感激他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坐怀不乱，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来”。

　　阿东万万没有想到，问题恰恰出在“没做坏事”上，他的“不做”成了他的“错”！

　　当阿东发现这个问题时，一切都已经晚了。那一天，正是“黑珍珠”二十二岁的生日。

　　阿东买了鲜花、生日蛋糕和美丽蜡烛，兴冲冲地跑到“黑珍珠”的住处。“黑珍珠”对阿东的到来没有表现过应有的高兴，但她还是接受了阿东请她吃饭的邀请。

　　两人来到了大学旁边一家斯洛文尼亚人开的“情人红房子”，在音乐、烛光和和蓝色壁灯的静静映照下，两人喝着红葡萄酒，说着悄悄话，倒也“情人味”十足。

　　然而，当阿东搂着“黑珍珠”、慢慢地送她回到她的住处时，“黑珍珠”热烈地吻着他，并且暗示他：她的房客去了男朋友那里，今晚这个房间里只有她。

　　“木脑壳”阿东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可他竟要坚持自己的贞操和信念：“只有结了婚，在新婚之夜，童男和处女的完美交合才是人生的极致。”

　　因此，阿东“理智”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在这里过夜。”

　　“为什么？”“黑珍珠”的脸刹那暗下来。

　　“因为，我不能在结婚前跟你做爱。”阿东认真地说。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才能做爱？”“黑珍珠”大声说，“一张苍白的纸难道比我们的爱更有份量？”

　　“你知道，我来自一个保守的国家……”阿东有些发慌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难道这就是你的藉口吗？”“黑珍珠”显得很激动，说话的声音不仅提高了许多，而且又快又急：“哼！要说保守，我们国家的人更保守！你没看见吗？在斯里兰卡，所有的女人都要蒙着头，不管多热的天气，身体都要包得紧紧的。”

　　这是倒是真的。正因为此，当阿东与“黑珍珠”在那个闷热的小旅馆时，阿东见“黑珍珠”裸露胴体还以为她“在外面裹得发慌，回来后好好放松一下”呢。“在我们老家，女人结婚前如果发生性行为是要被沉潭处死的！”“黑珍珠”见阿东不吱声，便继续大声说，“可是，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现在不是来到了自由世界了吗？可我现在的恋爱还像在我们老家似的。而我们的环境却又不是。”

　　“环境是不同了，可是，……”阿东本想说，这里的环境是不同了，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不能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改变啊。

　　但阿东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就被“黑珍珠”重重地打断了：“说穿了，你不相信自己的爱，也不相信我。既然如此，我不能再跟你浪费时间了！”

　　“你……”阿东的心有了一阵阵痉挛。

　　“我是处女，我真宁愿去沉潭赴死！”“黑珍珠”气呼呼地嚷道，“我都二十二岁，可我还是处女，真可耻！”

　　阿东头脑一片混乱。

　　这时，“黑珍珠”伤心地说，“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恋爱，可我没有半点成就感。”

　　“我、我真的错了吗？”阿东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黑珍珠”迷茫说。

　　“你知道吗？我多么希望我的处女之血能够留在我的故土上啊，”“黑珍珠”没有去听阿东的言说，她的声音又高昂起来：“我不明白，在那个小小的旅馆，在情欲怒放的时候，你却像一具木乃伊，连我的裸体都无法让你燃烧激情。我真是不明白！”

　　一切都倒了过来，站在道德审判席上的不是“黑珍珠”，而是阿东！

　　只听“黑珍珠”还在激愤地数落阿东：“你为什么总是顾及你的道德，你的贞操，却不顾不及我的感情、我的渴望、我的信仰？”

　　“那么，我、我现在可以做吗？”阿东像个做错了的孩子似的，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怎么能说出如此愚蠢的话！多年后，当阿东回忆起这一幕时，仍然痛心不已。

　　“不行，我不要这种提醒的爱，被动的爱，怜悯的爱！”“黑珍珠”断然地说，“我不要为做而做，我不是性亢奋，性变态，我要的是自然的、正常的爱。”“难道、难道我的爱、就、就不是自然的、正常的爱？”阿东嗫嚅地、神经质地说。

　　“我要分手！”

　　“黑珍珠”仍然没有听阿东的言说，她只顾自己说——激愤地、泪流满面地，并发出了她那种独特的“狐狸的尖叫”。

　　阿东屁滚尿流地退出了“黑珍珠”的宿舍，他觉得那晚的夜空特别黑。

　　半个月后，阿东突然收到“黑珍珠”来的一封信，告诉他，两天前，她在电车上跟一个南非来的留学生进行了“美国式的恋爱”。他们搭上话后，那“男子汉”（“黑珍珠”在信中特地在这三字下面打了着重号）下车后就带她到了他的住舍里做了爱。

　　她说：“‘爱’而不‘做’，怎么知道是‘爱’？”

　　“黑珍珠”不无抱怨地说，跟他恋爱了一年半，没有让她增添半点性经验，真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尤其让她伤心的是，不知道阿东究竟是否爱她，究竟是不是在玩弄她。

　　她甚至怀疑阿东是“性无能”！

　　“当然，无能实际情况是什么，这都与我无关了。”

　　这是“黑珍珠”信中的最后一句话。

　　残酷的现实给阿东上了生动的一课：在美国，女孩子与男孩子发生性关系，心理上并没觉得“吃了亏”，只不过在个人生活上又创了一个记录而已。男女间关系愈多，对将来找寻终身伴侣的把握愈大。

　　从偷看蕾仙之舞洞开的最初的情窦，到与“黑珍珠”有名无实的乌托邦的爱，阿东迟钝而敏感的心就这样被一把看不见的刀划开了一道又一道伤口，从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盐。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维也纳：艳遇“妓女实习生”

　　美国各大学的暑假较长，不少国际学生利用这一时间痛痛快快地打工，也有为数众多的人抓紧这一黄金期间恋爱、生产和周游世界。

　　自从与“黑珍珠”分手后，阿东低落的情绪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虽然他每天仍在读书、打工，但每次回到那孤零零的宿舍，他的心就变得压抑和沉重。

　　那时，周山岭经常来看他。

　　阿东与“黑珍珠”谈恋爱那会儿，许多中国人背地里说阿东没出息，怎么能找“斯里兰卡的难民做女朋友呢”，言下之意是“掉了自己的价”，也“丢了中国人的脸”。

　　当时，只有周山岭是支持他的，说，“恋爱怎么讲‘出身论’呢，真是势利眼！”

　　而当阿东与“黑珍珠”断交后，也是周山岭忙里偷闲来安慰他。

　　也许他们是从国内同一所大学来的，尽管他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没有同过一天的课，但两人的关系真是“铁”过任何人。

　　眼见阿东情绪不佳，周山岭没有什么空洞话，只是给了他一个“极富诱惑的目标”：“咱们挣一笔钱，去维也纳听音乐会吧！”

　　人有了目标，就会有希望、有奔头，日子也就忙碌而充实起来。

　　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那是多少人向往的梦幻之都啊。一般中国人想去都去不了，可是阿东他们，只有挣够了费用，去玩一趟并不难。

　　然而，就在阿东一边加紧学习，一边努力打工挣钱时，有一天，周山岭走来问他钱是否挣够了。阿东说除了来回机票的钱，再在维也纳生活一个星期的钱没问题了。

　　周山岭立即说，“很好。明天我就去订机票。”

　　当芝加哥大学中途一个多星期的“老师休整期”到来时，周山岭将一张去维也纳的双程机票送到了阿东手中。

　　阿东吃惊地问：“你自己呢？”

　　周山岭用美国人常用的调侃语气说，“我的确很想陪你去，可是我太忙，走不开。”

　　原来，周山岭正在办理转学手续，他要去柏克莱加州大学去读研究生。阿东气得鼻孔冒烟，但周山岭拍拍他的肩，说，“兄弟，你还想着那个黑妞吗？”

　　阿东当然明白周山岭指的是“黑珍珠”，他灿然地笑了，说，“兄弟真是用心良苦啊！”

　　周山岭则提醒阿东，“维也纳可比斯里兰卡浪漫多了，你可别再像个乡下人，一点风情都不懂！”

　　阿东说，“我本来就是乡下人嘛。”

　　“乡下人也不都像你这样猫腻啊，”周山岭说，“勇敢一点，最好‘宰’个白妞回来。兄弟为你接风！”

　　阿东笑了，自我鼓气地说，“好，抓住机会，迎难而上！”

　　周山岭则捣了阿东一拳：“至少不要让人像黑妞一样平白无辜地怀疑你是‘性无能’吧。”

　　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阿东从维也纳国际机场走下来时，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一切是那么幽静，带着绿绿的光泽。青青的街道，三三两两的人，没有楼兰雕柱，没有古城野堡，却又处处散发着收割艾草的暝香。

　　最动人的当然要数音乐。

　　让阿东感到奇怪的是，这其实是个很热闹的地方，可怎么让他感觉很幽静呢：这里的人与车，天与地，城与景，仿佛都在一幅格致的画中，连游客也成了这幅画的一部分，成了这幅画的一个点缀，或一首配诗。而那些芳醇的歌像是琉璃一样嵌进了街道，五颜六色的五线谱，神秘地翻动着，却又显得那么柔和与美丽。

　　阿东在维也纳街头走，一时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他很兴奋，漫无边际的游荡，似乎“游荡”就是他这次行为的目的。

　　在一个老街与新街交汇处，一个老妪竟亮着嗓子，旁若无人地沉迷于自己的演唱中。

　　阿东侧耳一听，啊，她唱的竟然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片断！

　　旁边不远处，一名少女在拉小提琴，也是古典名曲。

　　是柴可夫斯基的奏鸣曲。

　　一老一少，一唱一拉，都是音乐人家。

　　演奏得行人止步，而桥头下的水都被染绿了。一两只大鹅在悠然自得地整理自己的翅翼，偶尔抬起头，懒懒地看看行人。

　　“你好！”有人突然打起招呼来。阿东扭头一看，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红衣姑娘。

　　阿东连忙回谢她一声：“你好。”

　　红衣姑娘便走过来，一股微微的香不知不觉沁入到阿东的心。

　　“抓住机会，迎难而上！”这句话在耳根旁猛地响起，阿东一时心热，竟然对红衣姑娘说，“我们可以去喝点什么吗？”

　　旁边桥头左边就是咖啡厅，不少人坐在外面阳光下，很悠然地喝着、聊着，听着音乐，享受着宁静阳光，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红衣姑娘微笑着看了看有点脸红的阿东，说：“行啊，不过，我想喝威士忌。你能帮我买一杯吗？”

　　这颇有一点出乎阿东的意外，阿东说，“咖啡厅可没有烈性酒卖啊。”

　　“这还不容易？前面不远就有一家俄罗斯饭店，那里面的伏加特也不错。”红衣姑娘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换起了阿东的手。

　　这让阿东感到不可思异。他曾听说遭遇艳遇在维也纳街头真像喝冰水一样容易，可他真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到他的身上。红衣姑娘告诉阿东，她今年二十一岁，在维也纳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两年后，觉得读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不久前，便自动退学了。但退学后又没啥事可干，每天便在街头晃来晃去，别人觉得维也纳很美，可她觉得这些陈旧的砖头房子和吵吵嚷嚷的音乐没有一点儿美感。她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家里人都烦了她，她也烦了家里人，所以家里人不想看见她，她也不想回家里去。

　　“这么说，你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阿东直通通地问。

　　“有啊。”红衣姑娘说，“每天有人给她安排新的地方。”

　　“你这不是跟……”阿东说不下去。

　　“你是想说这跟当妓女差不多？”红衣姑娘灿然一笑，说，“最近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还真羡慕当妓女呢。”

　　阿东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呢。

　　“你这么年轻，不要糟蹋了青春。”阿东用中国人的思维去规劝红衣姑娘。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姑娘去做妓女实在是糟蹋了自己。

　　没想到，红衣姑娘接过阿东的话，一本正经地说，“青春就是用来糟蹋的。”停了一下，又说，“我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哪个男人不想跟我睡觉？你说，你想不想？”

　　“这、这……”阿东万万没有想到红衣姑娘这么赤裸裸地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美丽尤物，如果你不想做一个撒谎者，你就只有点头的份儿。

　　“是啊，你是我遇到的第十八个客人。没有一个人拒绝我。”红衣姑娘很有成就感地说，“因为我要的并不多，一杯威士忌或一杯伏加特，也许外加一张舒适的床。”阿东心想：啊，竟能这样？

　　红衣姑娘说，“我不是妓女，至少现在不是。但我正在积累经验，或者叫妓女实习生吧。我不要客人的钱。不错，我需要钱，但我现在更需要刺激。”

　　妓女实习生，多新鲜的名字！阿东想，是啊，我也需要刺激！需要放松！需要非理性的、荒唐的、颓废的生活——你怎么叫都行！我要忘记那些条条框框，忘记那些道德诫律，忘记那些价值观念，以及那些看不见的绳子，那些自己划定的牢狱，那些磨房、沉潭、贞操……见鬼去，统统见鬼去吧。

　　阿东带着红衣姑娘到了俄罗斯饭店，真的替她买了一杯伏尔加，他自己也要了一杯。喝完，就到饭店楼上去开了房子。

　　一切都很顺利。当时正是午后，阳光更亮，外面的音乐也更加激昂。

　　完事后，红衣姑娘吃惊地问阿东：“你还是第一次啊？”

　　阿东惭愧地点了点头，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一定做得不好。”

　　红衣姑娘却吃吃地笑了，说，“跟我第一次差不多。只是那是一个强盗，将我折磨得半死。而我对你可是温柔得很哟！”

　　洗完澡出来，红衣姑娘准备离去，阿东还躺在床上回味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他心里有些隐隐的痛：妈的，自己是个处男，却把第一次交给了一妓女实习生！真他妈不值！

　　“我要走了，亲爱的。”红衣姑娘走上来，跟阿东礼节性地吻了吻，说。阿东一把将她撸翻在床上，想要报复性地做一回，可红衣姑娘坚决地拒绝了，她笑着说，“对不起，我从不跟同一个男人做第二次。这是我的原则！”

　　红衣姑娘说完就去开门，阿东突然像记起什么似的，说，“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

　　“有这个不必要吗？”红衣姑娘嫣然一笑，翩然而去。

　　阿东呆呆地望着维也纳的大街，那幅曾经静止的画此时却在剧烈地运动：燃烧的车辆、扭曲的人流、奔涌的河水、飞舞的音符，以及那一老一小“拉琴唱歌”的艺人此刻也变成了快速旋转的木马，正朝着一个空洞、幽黑的城堡跌跌撞撞地冲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

　　回到美国后，阿东对维也纳浪漫之旅的记忆全部就聚焦在那个女妖式的“妓女实习生”身上。他搞不清自己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以及有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的金色大厅听过音乐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被搞糊涂了。

　　周山岭倒是真的从柏克莱赶到芝加哥为阿东接风洗尘，但当阿东颠三倒四地讲述维也纳的之艳遇时，周山岭笑歪了腰，完全是一副不相信的口吻。阿东就急得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说半句谎言——虽然连他自己都觉得不相信，可世界上不少事情就那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啊。

　　周山岭最后就说，“行了，行了。我相信你就是。”

　　但语气里显然安慰多于信任。阿东真是有理说不清，他甚至提出一个荒唐的验证法，声称自己不是处男了——正是那个“妓女实习生”搞得他“破了身”。这样的话当然也只能当作笑话说说而已，谁去验证你啊——连医生也难以证明你啊。

　　“为什么女孩子就能通过医院验证是否处女，为什么男的就不行呢？这样的话，岂不减去了那些不贞男人胡所非为的心理压力，却也增添了那些有贞男人的心理焦虑。因为反正说不清啊。”

　　这个问题像维也纳之旅一样，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阿东的脑海里。有时阿东甚至想，自己是否真正去过维也纳，跟一个人做了爱，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个人做了爱，却又不能证明自己这么做过。后来，阿东就想，算了。也没有必要弄清这类问题。退一步说，弄清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对阿东来说，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年后，你就不能用习惯思维去看问题。

　　美国人的口号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另一个例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