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开国之父华盛顿总统在纽约就职一百五十周年，纽约市经过三年的筹划和建造，花费一亿六千万美元的投资，于一九三九年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地（flushing meadoew york world’s fair）。这是一个肯定今日成就、展望明日世界的展览。问题是，当这个充满希望但大赔特赔的世界博览会还在开放的时候，希特勒的纳粹部队已经占领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从内战到越战，纽约差不多享受了一百年的黄金世纪；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尤其在公共工程方面，可与其相比。是这些基本建设，从大桥隧道、市郊公路、地下铁、输水管道，以至于公园、学校、图书馆、美术博物馆等等，为纽约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才吸引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各个领域最佳的人才。纽约之所以被称为“大苹果”（the big apple），正是因为不论你混哪一行，如果你不能像当年搞爵士的，在他们称之为“大苹果”的纽约混出头，那你算是一文不值。
一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特瑞克·盖地斯爵士（sir patrick geddes），一生从事性的演化和城市的演化的研究，并设法结合此二学科来造福都市规划。他在一次大战前夕制定了一个有名的都市发展方案，认为一个城市的兴亡过程有五个阶段。首先出现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腊城邦的名称），一个年轻的城市；下一步发展到metropolis，一个庞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后又发展到megapolis，一个过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倾向于自大狂；从而变成parasitopolis，一个寄生城，吸取着全国的生命液；最后变成为pathopolis，一个近死之城，充满疾病，日益萎缩，趋向死亡。
纽约，纽约（9）
好，纽约从哈德逊船长登陆而“发生”至今，已经“发生”三百八十多年和八百万人了。按照这个理论，目前大概是一个过大而不健康，并倾向于自大狂的megapolis。但纽约不大可能有机会走向一个吸取着全国生命液的寄生城；因为，从联邦到各州的全国，根本不允许纽约如此寄生。最好的证明是，纽约在一九七五年向华盛顿福特总统求救的时候，所得到的答复被目前正在罢工的《纽约日报》当时头版头条一语中的：“去死吧”（ford to city：drop dead）。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多么自满自大，在它该清醒的时候总会及时清醒过来，而绝不沉醉于往日的光辉。而且因为纽约，不论它目前的处境是何等困难，它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危机了，而且在每次危机之后反而会有新的血液、新的活力加入。从它几百年下来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的一贯做法，从它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像最近八十年代开始的亚洲移民），纽约好像是一个永远“完成”不了的城市。更何况，什么都喜欢戏剧化的纽约更知道，“人生不是彩排”，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现场演出。这样来看的话，纽约，加上一点运气，很可能再“发生”三百八十年——而仍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