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八七的小时代 第4部分阅读

    　　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有更大的通过几率，我用了三张报名表在不同时段寄去了四篇文章，把最满意的篇目反复寄送了一次，以求得落到口味不同的评委手中。手写的文章通过电脑整体排版，连字体都是精心挑选，每张报名表上字体工整，有了错别字就拿刻刀小心翼翼地挖掉，用黑色的碳素笔修改，备注那一栏恨不得把幼儿园的经历都往上填，结尾再用对文学的热爱进行情感升华。一切准备就绪后把自己的梦想装进了牛皮纸信封，寄往那个默念了无数遍的地址……巨鹿路675号。

　　从未如此专注地做过一件事情，也从未如此忐忑不安地期盼过一个结果。

　　十月底就寄出的参赛文章一直到一月初都是石沉大海，我每天都虔诚的祈祷，希望能进入复赛。

　　每天我眼巴巴地望着楼下的传达室，得到的回应只是一次次的摇头，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我心中的希望一点点被熄灭，甚至连父母都嘲笑我的自不量力，一个平淡无奇拉琴像拉锯的孩子怎么可能进入专家的法眼。

　　幻想过无数次收到复赛录取通知书的情景，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却又显得不那么真实。握在手里的复赛通知书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可能从掌心飞走。我是在翻完学校公共信箱体验过无数遍的绝望后，才从保安抽屉最底层捕获的希望，那不显眼的白色信封安安静静躺在抽屉的下面，邮戳的日期已是一周之前。我在传达室用颤抖的声音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妈妈，我收到复赛通知书了，我能去上海了。”

　　十四岁的第一次远行就在那个寒冷冬天开始了，我还去东方新天地买了新款的班尼路外套和牛仔裤，像出席一个盛大的典礼般庄重。复赛通知上写着只负责硬座火车票，所以我和不放心的妈妈买了一张硬座一张硬卧，轮流倒班睡觉，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住在华东师范大学里的白玉兰宾馆，上海的冬天阴冷而潮湿，寒意寸寸地渗入骨髓，无论开多大的空调依然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到了上海的第一天我和妈妈吃了两顿盖浇饭和四串罗森贡丸，食物暂时抵抗了寒冷却无法消解内心的紧张，以至于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了，在华师大的校园里静静地看人打篮球，安静的校园里篮球每下撞击声都深深地击打着我的心，那个雾蒙蒙的清晨我内心一片虚无，完全辨不清前行的方向。

　　从比赛到颁奖我都是一个人独行，母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现在想起来人生第一份成功的喜悦却没与最亲近的人分享，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可我更害怕看见万一自己名落孙山时母亲眼底的失落。在排队签到的时候，前面两个相同地域的男孩顺理成章地攀谈起来，而结伴来的孩子们更是有说有笑。在嘈杂的人群中孑然一身的我显得特立独行，我一言不发，低垂个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努力地平息内心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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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2）

　　选了第三个题目来写，第一届的得奖选手刘嘉俊提了一台笔记本进来，播放了一个windobsp;那天晚上我和妈妈走在华东师大对面的大街上，在超市的门口看了眼冰柜的哈根达斯，又转身进了路旁的小吃店，吃了盘很好吃的鱼香肉丝盖浇饭。

　　隔天的颁奖典礼，我依然还是一个人，绕了很远的路才找到青松城大酒店，安静地坐在后排，做着最后的祈祷。我一遍一遍默念着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当主办者念出我的名字时，我产生了刹那间的恍惚，那“霍艳”两个字究竟出自谁的口中？直到旁边的人把巴掌拍得噼里啪啦响，我才相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圣洁的耶稣同时显灵了，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走向台前，平静地接过了有机玻璃做成的奖牌和奖状，成了新概念作文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等奖。

　　2002年的冬天，我十四岁。

　　当我拿了奖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在我问同桌我出书的几率和他登录nba的几率那个大时，我已经开始暗自为出书做着准备。

　　佩服那年的自己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与文字为伍的日子每天都是愉悦。新概念的夺冠帮我开拓了一种生活新的可能性，，一种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的可能性。

　　当写作的潜力得到肯定后，激发了我对文学更大的兴趣。每堂无聊的课（基本都很无聊）我在笔记本上涂抹画画，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把打印纸压在作业本下，一砖一瓦地构建自己的文学城堡，还要时刻应付父母的突击检查。他们始终把我的获奖看做一种瞎猫撞上死耗子般的幸运，不是我开了智慧的天眼，而是评委们不大长眼。

　　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创作的痛苦不被人所理解，创作的喜悦不能与别人分享，当作品完成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有时空穿梭机能回到我十四岁的那个夜晚，看到的会是我在窗前伏案的剪影，一杯速溶咖啡，一沓洒满月光的复印纸，几根蓝色的签字笔，伴随着卡式录音机里流淌的浑浊的旋律，一天的创作缓缓开始。每天都给自己规定了三千字的创作量，可往往是写到欲罢不能，恋恋不舍地睡去时已是凌晨时分，六个小时后又要爬起来穿上校服变成茫茫人海中被淹没的分母。

　　那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东直门附近的几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买漂亮的本子和流畅的水笔，让写作变成一种崇高的仪式。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十四岁的手稿，写满四张打印纸正反面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说，再工整地腾到笔记本上，等周末敲打在键盘上已是第三度创作。

　　我对文学开始逐渐树立起崇敬的心理，他们在我心中划开了一个口子，让源源不断、被应试教育挤压的思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途径。我逐渐地分裂为不同的个体，白天是循规蹈矩的中学生，晚上则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操纵文字的魔法师，在文字中我则与笔下的主人公融为一体，时而穿着红舞鞋流浪，时而在地下铁里穿梭，时而痛饮一杯叫醉生梦死的酒，在平凡的外表掩盖下，我拥有了一个情感丰沛的新世界。

　　而选择把作品出版，则是为了把这十四年丰富的情感世界拿到世人面前炫耀。

　　而在十四岁出版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四岁以后再犯罪就要负法律责任了，十四岁在我心里是一个严肃的、是否能够承担责任的分界。

　　那时的青春文学远不如现在这般红火，除了一本韩寒的《三重门》，基本上没有能被记住的作品。我在书店里逐一抄下了出版社的名称和电话，一家一家打过去向编辑们推销我自己。

　　虽然有新概念一等奖的身份，但当整个青春文学市场还属于荒芜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贸然接受我的作品，我选出最满意的作品一封一封邮件地发过去，然后趁着课间跑到老师办公室挨个打电话寻求回音，得到的却总是不经如人意的回答：“市场前景不乐观、内容太过晦涩、文字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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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3）

　　我更大的压力是遭受到了父母的不理解，当我因为写作而显露出渐渐放弃大提琴的倾向时，爸爸就像生命中的希望被熄灭般沮丧。我宁愿选择一条未知艰险的道路，也不愿继续那七年就要达到彼岸的学琴生涯，那时我已经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八级的考试，只差最后一级，我就可以圆满的功成身退了，但我连一个“善始善终”都给不了爸爸。而妈妈完全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她为我设定的人生规划是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分守己到老。我无法停歇的写作冲动、我毫不气馁地联系出版、都是一种打破循规蹈矩生活的危险信号。

　　联系了无数家出版社后，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赵大河编辑一直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没有补课的下午，我就怀揣着最新的稿件去东四十二条的编辑部找他。他不光鼓励了我的作品，还积极为作品的出版而四处奔走，虽然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后终审的时候放弃了我的作品，只在当期的《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作品《寂寞的独白》。但赵大河编辑又找到了几个北大的做出版的同学，把我的稿件郑重地推荐给了他们。

　　那是我在和无数的书商打过交道后，依然认为最好的一家出版商，虽然他们的发行策划能力可能都有所欠缺，但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稿件认真的态度都令人敬佩，在遍地生产文字垃圾的出版圈里，人格纯粹的，为了追求文学梦想的出版人越来越少。

　　他们在看完我几篇作品以后就当机决定替我出版处女作，而且保证抢在我生日之前，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献给我十五岁生日。他们给我了在当时算是丰厚的版税条件，但签署合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年纪根本不具备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只得找来爸爸以监护人的身份替我签署合同，而当合同真切地摆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在终于相信我偏离音乐道路、而走上写作的道路是无法改变的了。

　　又有几个周末，我独自坐上公车，从北京的东边跑到北京的南边，亲自参与书诞生的过程，就像几个人一起努力制作的一个生日蛋糕，我对材料的选择、水果的种类、甚至是蛋糕的大小都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利，几位出版商完全不会因为我年纪小而替我擅做决定。

　　在五月十二号，也就是我为书最后写序言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往往有些东西让人欲罢不能，写作对我就是如此，当坦白变成伤害，我可以选择谎言，当谎言也变成伤害，我只有选择沉默。如果还想留住些许记忆，只有借助于文字。”

　　选择在十四岁结集出版文字是有原因的，这个年纪还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言语太过负责，还有很多人会把你当成孩子。当我真正从女孩蜕变成女人时，我怕很多思想和领悟都不复存在，该说的话还没有表达，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地下铁》只是一种对孩童时代最后的纪念，仅此而已。

　　2002年6月15号，我的第一本个人作品《地下铁》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评论家陈鸣华作序。

　　2002年的暑假，我接到了天津报业集团的邀请，去天津参加了个签售活动，一同去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出书的北京娃娃春树。但俨然她要比我红火很多，在书商的轮番炒作下，敢说敢做的她已经成为80后的代言人。在火车上她大谈在外地签售时穿肚兜被媒体乱写的经历，还一起讨论莫文蔚新专辑里哪首歌最好听。签售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她签五本我签一本的频率，结果人家的书签光了，我还特汗颜地剩了好多的书，春树怕我不高兴还大声地替我吆喝。中午我们被叫去和天津报业集团的领导吃了顿海鲜，那还是我第一次尝到鲍鱼鱼翅的滋味，我和春树虽然一左一右的陪同着，但她的大大咧咧以及我的小家子气，让人完全忘记了我也是个北京女孩的事实。回家只能跟我爸妈炫耀，我吃过鲍鱼了！

　　2008年的今年，依然有无数的读者向我询问那部作品是否还可以购买，那部作品不是我文字最娴熟的一部，却是情感最真挚的一部，而那种“厌恶自己安逸的生活，希望它结束”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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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

　　记忆里的2003年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

　　那年的开始和结尾有两个人离我们而去，我曾经这样描述张国荣的离开：“有些人终于还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选择单枪匹马地去离开去告别，百尺高楼，纵深一跃，一个傲然的生命戛然而止。一个大我父亲一岁的男人，用飞坠的躯体击穿了最悲凉的夜幕。那天的北京，下很大的雨，我在繁华的街头奔驰，心里像有一颗亮晶晶的玻璃球在晃啊晃，有抛物线一样优美的弧度。18：41，北京，我的步伐因凹凸不平的牵绊而停止。18：41，香港，‘砸向死亡的张国荣令时光破碎，大地震颤’。22：01，我即将关闭的手机收到哥哥的死讯，我痴痴地盯着屏幕，一个戏梦人生的悲剧在愚人节的夜晚毫无前兆地降临，逃避痛苦的同时依然不忘和热爱他的人们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尽管这种悲剧般的人生谢幕太过残忍，但没有人忍心责怪，戏里前生，戏外今世，哥哥用四十六年纠缠其中，不可自拔，早已身心疲惫，竟分不清那是真来那是假。《霸王别姬》中程蝶衣选择了自杀来摆脱无以抗拒的事实正是哥哥悲剧人生的前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子所编制的的绝伦戏剧也许真的只有这个单纯而悲情的主角一人能懂。”

　　逐渐习惯了每日温习一遍张国荣的声音：“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焰火，天空开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开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只允许自己温习一遍，恐怕再度潸然泪下，不能自已，物是人非，空留千古绝唱。我是如此热爱有勇气自杀的人，何况是离开的如此完美，他敢于在遗书中写到“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甚至不屑于抹去现实世界在他精神世界里的残酷阴影，不需要太多人理解，讥笑辱骂或者哭天抢地均得不到天堂里他的回应，他的永存只在深爱人的心里，他需要一生一世被记起，如果对方不忠于自己就要背负一生的愧疚与伤悲，只因曾经太多相爱，不想爱已成往事，将往事永远留在风中。

　　扬花时节，一个女孩对天空许下心愿，希望一个叫张国荣的香港藉男子在天堂忘掉岁月，忘掉痛苦，永不苍老，永不孤单，繁华落尽，如梦无痕。

　　而梅艳芳在年底的悄然离去，在刚经历过非典创伤的人们心中，变得容易接受了，甚至还欣慰于阿梅可以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在舞台华丽的转身已是人们心中最完美的人生谢幕。但我依然替阿梅难过的是，一个女人一生风光无限，身边不乏追求者，也不乏爱慕之人，在离去的时候却了无牵挂，执子之手未能与子偕老。

　　2003年，非典成了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可触碰的伤。

　　我一向以身为首都人民而感到光荣，而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北京人”却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那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浩劫，零星的流传着北京有一种怪病的说法，但谁也不曾放在心上，北京人依旧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

　　再后来，“非典型性肺炎”正式被确诊，身边逐渐有了关于患病的确切消息，我们却依然感觉不到灾难的日益临近，甚至还羡慕发热的同学可以提前回家，而用双手捂热温度计，隔壁班上的同学一半的体温都超过了标准线，除了弄虚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恐惧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哪所学校有非典的大学生，哪个邻居的亲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离在医院不让出来，猜测与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题。

　　在医院工作的人开始变得最抢手，大家开始拿着高档烟酒去跟他们交换口罩、酒精、板蓝根。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视，整个空气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浑浊。超市里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抢手货，出现了许久不见的“一抢而光”和囤货。

　　我除了每天多洗几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并未被打破，依然充当着愤怒的文艺小青年，在北京成里游荡，日夜期盼的就是快点放假。我开始因为文字而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轻而易举地取得最优异的成绩，却和我一样沉迷于文字里不可自拔。

　　2003年（2）

　　有一个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后，每周都绕过大半个北京城来给我送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那时的文艺电影远不如现在臭大街，是用牛皮纸袋装的刻录盘，纸带上还写了四个大字“内部资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关锦鹏的《越堕落越快乐》，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且cd里的音乐从张信哲换成了九寸钉和收音机头。

　　我穿着民族服装，戴着夸张的耳环，每天蜷缩在属于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经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家叫“左岸”的酒吧，就约了朋友跑去后海想见见那位老板，当服务员告知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趴在门口的石桌上给老板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来表达我对“左岸”这个词崇高的敬意。我留下了电话手机家庭住址生辰八字，希望不久的日子，一个有很干净声音的男子打来电话，说他叫左岸，很高兴认识我。可直到这家咖啡店消失不见了，也依然没人搭理过我。

　　四月份的时候，非典终于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字眼，学校正式宣布停课，刚上任的市长就被罢免，每天电视上都会公布非典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而最可怕的是死亡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昔日喧嚣的大街上如今空无一人，摩肩接踵的服装市场里，人烟稀少，只有无聊的店主打着毛衣。餐馆纷纷关门停业，北京开始变成一座空城，想要逃离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北京来的人，还是北京来的车辆，都被贴上了“疑似”的标签，成了不受欢迎的对象。

　　刚开始放假在家的日子是新奇的，电视上每天还安排了不同年级的课堂，邀请特级教师给全市的孩子共同上课，每节课我都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吃着零食，还时不时地拿着遥控器换台，发短信给其他同学一起分享放假在家的喜悦。我更开心自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创作时间，写作不再成为一件遮遮掩掩的事情，我光明正大地在日光的照射下延展我的思绪，随时与网络上的朋友分享最新的作品，大家在网络上总是相互鼓励，共同编织着绚烂的文学梦。

　　直到有一天，我对呛鼻的苍叶、苦涩的中药产生厌倦的时候，才开始憎恨非典的来临，它摧毁了我对这个春天所有的憧憬。每天不断蔓延的病情，使得无助、恐慌是我读懂最多的表情。我甚至面对地铁空荡荡的车厢时感到不知所措，每个人都戴着洁白的口罩，表情漠然，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彼此都不再试图感受对方的气息，因为害怕病菌的侵蚀，而用口罩隔断了惟一的关联，用尽全力保护弥足珍贵的生命。

　　我因为太过沉迷于文字而变得异常焦躁，甚至有患上精神分裂的倾向。我开始莫名地哭泣、发脾气，开始对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不信任，开始把得不到的东西毁灭，我第一次感到文字产生的巨大力量已经超过了我的控制，我从驾驭文字而变成被文字驾驭。

　　2003年，我有了两次单独的长途旅行，年初的时候我去上海再度蝉联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并且复赛文章《罗拉》得到了评委给出的一致满分，成为那届分数最高的选手。那时恰逢新概念五周年庆典，我作为获奖选手又作为参赛选手，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令无数人对我留下了狂妄的印象。

　　2003年底，我在小商品批发市场里接到了《花溪》杂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去广州领首届花溪杂志原创征文大赛的“纯情文字大奖”。我居然还嫌“纯情”不符合我的写作风格而要求主办方换成“校园新人大奖”，又因为得知“校园新人大奖”有并列三个人，而“纯情文字大奖”只有一个人。而死皮赖脸地又给换了回来。

　　在那个也刚经历过非典肆虐的城市，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见到了喜欢的当红杂志写手，还与风头正劲的木子美隔席而坐，也见到了日后在电视剧事业上成名立腕的石康和赵赵。更重要的是这次比赛因为有赞助商的缘故，我不光来回坐飞机，拿奖有奖金，还领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小护肤品，比如曼秀雷敦的唇彩啥的。我都当宝贝似的拿到同学面前显摆去了，我第一次感到开笔会是个多美好的差事啊！

　　2004年（1）

　　2004年，我开始单枪匹马地闯荡图站做连载，要去图书批发市场看布货的情况时，我才第一次感到一个人的力不从心，以及社会的复杂纷乱。

　　当我把新书的稿子全部写完的时候，已是04年的春天，那时她还不叫现在的名字，有一个很晦涩的取自王菲专辑里的名字《新房客》。以云南边陲小镇的一个叫“那时花开”的旅店为背景，记述来来往往每个房客的故事和心情，每个人上面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却又是独立的个体。

　　十五岁那一年创作出的文字，在我现在看来，也依然是无法逾越的高度。那些华丽的辞藻，要一口气不间断才能念完的长句，交叉并列的选择性结构以及发生在五代十国的凄美挽歌，至今都让我引以自豪。

　　可它的出版过程却又一波三折。

　　2004年的时候正是青春文学市场最红火的时候，无数打着“80后”旗帜的作品层出不穷，甚至有人为了赶上这趟风潮，居然把自己1979年的出生日期悄然换成了1981年，洋洋自得地混迹在80后的队伍里。每家出版机构也以高起印、高版税的丰厚条件拼命地征集书稿，在封面上打打地标明“80后”、“青春文学”几个字仿佛就成了畅销的保证。没有独立作品的写手们，就几个人攒出一本文集，自诩为“80后的最强音”。而如今当我再回头看看那时蜂拥而起的出书浪潮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有继续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而更多的追赶潮流的孩子们，被过早地淹没在“才华早逝”的悲剧里。

　　起初，我却选择了一家很让人出乎意料的出版社——译文出版社。最先是一个孟姓女编辑写信给我，说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有机会合作，译文出版社现在也很重视青春文学的市场。紧接着我就把《新房客》的书稿发了过去，得到了孟编辑的高度赞许，随即进入了出版流程。

　　正规出版社的出版往往要经历三次审稿，我前两次都顺利地通过了审查，也接受了译文社很苛刻的条件，但是一想到能跟出版了无数国外知名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合作，心里还是有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希望这部作品在出版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很高的。可是在终审的时候，一切幻想化为泡影，《新房客》被毙掉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容晦涩。

　　已经把全部尽力投入到译文出版社甚至开始筹划插图制作的我，不得不抽身而退，一个人与多家出版公司打交道。从第一本书开始，我就秉承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诲，从不轻易麻烦别人，所以当联系出版的时候，我依旧一个人孤军奋战，在大人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出版权益。

　　与第二家出版公司的交战更令我筋疲力尽，在一个七个人规模的公司里，我分别和三位总经理打过交道，有的是妇人心，有的是出版门外汉，有的是老奸巨猾，和他们接触的四个月里，我已经深谙成人世界里的规则，学会了微笑着强硬。出版的过程依然一波三折，虽然条件谈妥，但出版社的选择和插图风格上都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此时另一家公司又以更高的首印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总是看不惯这家老板脸上挂着的冷漠，但他的条件以及对书精益求精的制作又实在让人难以抗拒，我们甚至签好了合同，等待与之前的公司摊牌。

　　经历了巨大人员调整的第二家公司，保留下来的主力就是那个老奸巨猾的经理，他用整整一下午来说服我留下来，并把出版过程中我拥有的自主权承诺得天花乱坠。虽然在日后付诸实践中我发现了所谓的承诺与保障和放屁没有区别，但是在当时，在我感性永远胜于理性的思维里，我还是重新回到了第二家状况并不好的公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能让彼此都有全新的开始。而第三家公司的老板在我表示歉意以后，立刻气愤得撕毁了合同，再无联络。

　　当归属有了着落后，为了能让它能成为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我为它呕心沥血，邀请了当红的插画家梁毅绘制插图封面，从小小的书眉到具体宣传方案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甚至还自己联系了当时榕树下的总编路金波来做连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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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2）

　　我不断调和着各方面的矛盾，承受着因为内容晦涩而被不同出版社枪毙的痛苦，还要兼顾着自己学校的功课。每天我都有不同的分裂状态，是学生、是作家、是监工、是设计者，而也正是这一次次的磨炼，让我了解了出版的整个流程，应对了无数障碍，也为以后的出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让我在其中明白的是，挑一个负责任、信誉好的出版商是多么地重要。

　　直到04年国庆的时候，这本书终于被送到了我的手里，而它已经与我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并且改头换面拥有了另一个名字《生如夏花》。

　　可我依然还是爱它，爱它生机勃勃的封面，爱它色彩艳丽的插图，爱它精心设置的书眉，爱它泛黄的轻质纸，爱它里面承载的太过丰厚的情感。我在写作它的时候倾尽了全部气力，而为了他的出版又鞠躬尽瘁。在拿到书的第二天，我就患上了一场严重支气管炎感染，发烧到四十度的时候我依然把这本书放在怀里，仿佛拥有了他我就拥有了世间的一切。

　　我甚至每个周末都会跑到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挨家挨户地去看书的铺货情况，假装零售商要求他们快点上货，也曾在新华书店，把自己的书悄悄挪到最显眼的位置。

　　《生如夏花》在我的创作过程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直至今天我的名字依然和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加印三次也证明了它得到的广泛共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向我讲述自己对“那时花开”的渴望，以及拥有着与我相似的悲观、敏感、任性、喜怒无常、深陷绝望的性格，我知道太多的孩子和我一样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希望可以脱离现实的一切。

　　十六岁时对周遭生活的深深不确定感，以及对某种事物的偏执型地喜爱，都成为了那段青春岁月里最刻骨铭心的印记。

　　而作品出版以后我又走向了讨要版税的不归路，也让我对金钱有了最初的概念，第一本书赚到的一万多块钱我悉数交给了妈妈，而这本书更加丰厚的稿酬却让我牵肠挂肚了三年。出版商编织了各种拙劣的借口来拖欠版税，而我妈妈也编制了各种荒诞的理由来索要版税，甚至拉着同事一起索要版税，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对方付清了全部版税，而我妈也成了出版圈里闻风丧胆的人物。

　　2004年我在一档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节目里，看见了一个爱唱《melody》的满脸痘痘的高大男孩子，他喜欢流行音乐，爱上网聊天，爱穿运动名牌，与我们并无差别。可几个月后他就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偶像，雅典奥运会上火箭一般的速度率先跨越了终点线，他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掀开新篇章的英雄人物，那个高高大大的男孩不再运动场边小声地唱着陶喆的歌，而是站在了央视的演播大厅里，唱着英雄的赞歌。

　　2004年初，我们开始“欢欣鼓舞”地迎接禽流感的到来，孩子们一边高举着肯德基的鸡腿，一边期盼着放假的好消息。可是没几天，禽流感远不如一张苍白的通缉令来的恐怖，偏远地区的房子上都贴了一张a级通缉令，照片上皮肤黝黑的广西男孩在大学里用铁锤砸死了四个同学，而更多的传闻是他流窜到了北京。我们又开始关注周围有交流障碍的同学们，生怕那天会被铅笔刀给捅死。

　　2004年环球嘉年华成了年轻人谈论的时尚话题，每天电视里都播着年轻情侣抱着巨大毛绒玩具欢快的笑脸，可是我却悄然计算了一笔账，在嘉年华上所浪费掉的钱，远远购买几个大型毛绒玩具了。

　　2004年，我学校所在的簋街上悄然开起了几家鸭脖子店，随即以大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向京城扩展。每天晚上下课回家我都会被车停在路边，买上三块钱的藕，或者两块钱的豆腐干，有时还能免费品尝一下昂贵的鸭肠。簋街上有家叫“哈哈镜”的鸭脖子店总是门庭若市，但年轻的男店员总是臭着一张脸，严苛地规定着少于多少钱不卖，但依然有数不尽的顾客从京城的各个角落赶来排着队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买，嚼着鸭脖子的劲可以用乐不思蜀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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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3）

　　2004年，满大街音像店里放的都是同一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过去来的要晚一些……

　　后记· 我又再度恋上昨天（1）

　　结束这本书的创作时，我发现自己许久未走出家门，于是随便披上了一件桃红色的耐克限量版卫衣，光脚穿了单鞋，不带任何通讯工具，口袋里只有零碎的钞票，心情舒畅的走在阳光下。

　　先是和一堆民工一起在热腾腾的麻辣烫面前挥舞着爪子，紧接着去附近的超市为自己买了一包康元的椰子味饼干当作奖励，那包饼干是六块钱，我小时候总是舍不得买，远远地看了一眼就转身拿了一块钱一包的促销饼干跑掉了，虽然和我日后赚到的钱相比，一包六块钱的饼干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此时此刻却能让我觉得握住了幸福。

　　对于幸福的定义，每个人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答案，衡量幸福的标准也千差万别，大房子、豪华车、名牌包都可能作为幸福的标尺，但对于我来说，幸福就是一串热腾腾的麻辣串，一包小时候不舍得买的饼干，一句嘘寒问暖，都能让我觉得那么接近幸福。

　　不了解我的人，总是以为我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从小学习音乐，十四岁时在作文比赛里崭露头角，二十岁就拥有八本自己的出版物，还踏入娱乐圈，拥有一片小小的天地。

　　而了解我的人，是会知道那些光芒的背后有着这么不为人知的伤痛。

　　曾经因为磕破了琴的一角而被爸爸甩了一个巴掌，因为不会阿谀奉承而被老师冷落，因为经验浅而被出版商欺负，那些青春的伤痕，在光芒的地下渐渐被隐去，你如今所能看见的我，是一个妆容精致，衣着得体，和不同的人都谈笑风生的女子，那个固执的、自卑的甚至怀揣着对于全世界不信任的小姑娘，也在成长这条湍急的河流里，渐渐消失不见了。

　　有些东西是藏在心里最隐秘的角落不能被触碰的，比如我从来会去看以前自己肥胖的照片，不会去描述爸爸骑着残疾人摩托车带我上学的日子，不会讲我整整六年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动画片，全家人挤在一张床上相互取暖。很长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就像丑陋的疤，在没完全愈合的时候一旦揭去就会流出鲜血或脓汁，而只有当时间讲它们紧密封和在一起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层疤，才会看见嫰粉色的新生肌肤，以及重生的希望。

　　而我写下这本书全部文字的意义是，向你们证明，我已经被时光洗礼得足够强大，强大到面对从前那个自信全无的自己时，一笑而过。

　　虽然这本书与我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除了成长和学校的篇章，还有关于工作、变美丽、父母、感情的篇章，但由于我絮絮叨叨的笔法使得整本书只容纳下了其中最为漫长的两个段落，是对成长过程的描绘，而更多对人情冷暖的体味只有在下一本书里，与你们一同分享。我甚至还开玩笑的跟编辑说，一个叫“成长卷”一个叫“情感卷”。

　　而在情感的部分里，我将对自己少女私密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或者说是探究我之所以如此这般“不靠谱”的原因。

　　当我写下这本书里的文字时，内心总是波涛汹涌的，曾因为回忆起小时候的窘相而开怀大笑，也因写到父亲无声的眼泪而莫名地涌起想哭的冲动。过去我总是不肯写身边的事情，甚至连最熟悉的校园生活也嗤之以鼻，但如今当我开始描述我整个成长过程里，流畅与痛快的感觉才第一次出现在我七年的写作生涯里，我把这次写作看成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

　　无论是成长还是学校的段落，我都几乎是从开始叙述到现如今的生活，而最初的描写总是充满着无忧无虑与天马行空，可以随意做梦可以犯下错误不去承担责任，而时间轴到了当下，我的描写开始变得沉闷与谨慎，小心翼翼地只做出现实生活的呈现而不是批判或抱怨，我变得小心谨慎一丝不苟，低调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只微小的蚂蚁。

　　每次在书的后记都会感谢那段时间陪伴在我身边的人，而如此当我翻看那些文字的时候，发现感谢过的人如今还围绕在我身边的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魔咒，我感谢过他们于是便不会珍惜他们的存在，所以这本书的最后，我唯一想感谢就是我的父母，是他们赐予了我生命以及给我支撑下去的勇气，无数个日夜我徘徊在崩溃的边缘，甚至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每当父亲把我唤醒，母亲为我端来热腾腾的早点时，我发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以及向看清过我的人证明我以足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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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我又再度恋上昨天（2）

　　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一场徒劳。

　　虽然我每天和父亲并无过多的交流，对母亲的唠叨也是心不在焉，但我能用心记住的就是小时候那些贫困的日子以及不断践踏着我们尊严的人。

　　我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以前总是会费尽心思地解释与辟谣，现在我只是微笑的摆手，让他们说去吧，过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相信我，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人所以能被伤害是因为他在乎，有一天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也就没有人能伤害到他。

　　无论是否会继续出版接下来的部分，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写下去，算是对我二十年成长的一次检阅，那些文字在我身体老了的时候，将会依然充满着生命的活力。而这场浩大的检阅结束后，我是否还会从事写作，变成了一个未知数，将近八年与文字的生活虽然给了我情感上的释放但也给我带来了生活上的压力，我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乱七八糟影响生活纯度的事情，不得不讲着言不由衷的话与各式不靠谱的人打着交道。

　　靠谱不靠谱已经成了衡量一个人重要的标准，不能不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如果海子说，做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么我只得希望自己做一个靠谱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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