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朝十大冤案 第4部分阅读

    　　不久，掌管皇宫内部事务的令长郭穰告发丞相刘屈氂的夫人在丞相的数次责备下，指使巫师祭祀社神，祭祀时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并与二师将军李广利祭祀时共同祝告神灵，祝愿昌邑王为帝。

　　武帝刚刚处置了刘旦谋立太子事，身心俱疲，又见此事，更是大怒，当即将刘屈氂夫妇逮系下狱。经官府案验查证属实，被判处大逆不道罪。武帝将刘屈氂装入拉运食物的厨车，游街示众。六月，丞相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也在华阳街斩首。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妻儿也被逮系下狱，只因李广利尚带兵征战大漠，武帝怕他闻讯谋反，没有将其家属处死。

　　李广利领兵7万，兵发五原，此时正在塞北与匈奴骑兵杀得难解难分，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胡兵奔走逃散，不敢抵抗。突然有心腹从长安赶来向他报告了长安###的情状，李广利这才知道妻儿及全族被系诏狱，当下大惊失色，忧惧万分。李广利思来想去，本想杀退匈奴立功来赎救妻儿家人，但现在孤军深入，经历了几次大仗，损伤惨重。在部下的撺掇下，他一怒之下，率军投降匈奴。武帝得知李广利投降匈奴，当即将其妻儿及族人全部处斩。

　　巫蛊案 五（2）

　　单于敬重李广利才略，待如上宾，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李广利在匈奴过了一年乘龙快婿的逍遥生活，很是惬意。匈奴大将卫律见李广利地位超过自己，很是嫉妒，开始筹划谋害李广利。当时正值单于的母亲生病卧床不起，单于请胡巫祈祷，卫律密嘱胡巫陷害李广利。胡巫装模作样的作弄了一番，说：“去世父王的阴灵发怒，你从前出兵前总是祷告，要把李广利抓来作为祭品，现在李广利却受到无上的恩宠，为何如此敌我不分？现今母后之病即因于此。”单于一向尊信巫师，信以为真，将李广利捆缚准备处死，李广利临刑前破口大骂：“我死后定做厉鬼，剿灭匈奴。”随即被处死。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到征和三年（前90年）九月，武帝查明江充所判巫蛊案大多查无实据，才知道太子死得确实冤枉。此时，高寝郎田千秋上奏说：“儿子擅自调拨父亲的军队，其罪不过鞭笞，天子的儿子被迫杀人自卫，何至于承担这么重的罪过？臣昨夜梦见一个白发老翁，是他教臣这么上奏的。”高寝郎负责管理高祖皇帝的寝陵，其上奏被认为是高祖皇帝托的梦。

　　武帝正思为太子平冤，却苦于找不到台阶，顺水推舟，认为田千秋所奏有理，忠心可鉴，立即升田千秋为大鸿胪；同时下令将江充诛灭九族，把苏文烧死在横桥上，参加湖县剿捕行动的官吏张富昌、李寿被灭族。为表达对儿子的哀思和追悔之情，武帝在长安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在湖县修建了归来望思台，时时追悼太子和皇后的无辜冤死。

　　征和三年（前90年），国内发生了蝗灾，武帝不顾天灾人祸，依旧在征和四年（前89年）正月巡幸到东莱郡，准备泛舟出海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人，因见恶浪排空才作罢。这年二月，雍县降下了两块陨石，大臣纷纷上奏说老天示警，武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就顺路来到泰山封禅，并向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致使天下愁苦，悔之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一概罢去。”大鸿胪田中秋趁机进谏说：“方士、巫师言神仙可以找到，但却并无效验，徒费官钱，请皆罢遣。”武帝表示同意，下令将所有方士、巫师全部遣送原籍，并嘉奖田千秋，拜为丞相，封富民侯。

　　正在武帝准备施行“偃武修文、与民生息”政策的时候，搜粟都尉桑弘羊联合御史大夫商丘成上奏请在西域轮台东派兵驻守，屯田扎营，以久占此地，威慑控制西域诸国，休兵弃甲。武帝借此时机，下诏追悔往昔征伐扰民之害，并说：“自左丞相与二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痛士大夫常在心。”这篇诏书是因轮台屯田之事引起，这篇诏书被史家称为“轮台诏”，武帝这一行动也被称为“轮台悔过”。武帝也真正采取了行动，施行休养生息，使汉朝动荡的局面得到控制，转危为安，重新强盛起来。为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从中也可见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不过，武帝虽然下了轮台诏，对自己一生的征伐、改制等过激之处进行了反思，却仍然对巫蛊案穷治不休，毫不悔过，并以胡巫余孽犹存，驳回了丞相宽刑省狱的请求。也正因此，本来已经尘埃落定的巫蛊案又沉渣泛起，新的屠戮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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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蛊案 六（1）

　　后元元年（前88年），武帝已经70岁，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和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不过他的七十寿辰却是在恐惧惊魂中度过的。

　　刘屈氂、李广利、江充、苏文、张富昌、李寿等在征讨太子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宠臣们先后被武帝处死，种种迹象表明，武帝已经开始报复征讨太子的武将大臣，尽管他依然没有为太子平反。这让许多为求平步青云而在太子之乱中争先恐后的臣子惶恐不已，担心下一个目标就会轮到自己。

　　这年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杀身亡。一时间朝野哗然，议论纷纷。商丘成原来不过是大鸿胪，因在平定太子之乱时擒住了太子手下的大将张光，被武帝升为御史大夫，封秺侯。现在他见武帝开始清除有功之臣，终日惴惴不安，趁在文帝陵庙祭祀，借醉酒诅骂皇室。武帝自然暴怒，认为商丘臣对皇室很不尊敬，逼迫其自杀。

　　风烛残年的武帝本以为可以稍稍平定一下，不料仅仅十天后，一场更让他心惊胆战的事件发生了：马何罗、马通兄弟在宫中行刺皇上！

　　马何罗、马通兄弟两人，同为武帝宠信的大臣。马何罗官为侍中仆射，与江充关系密切。太子之乱时，马何罗的弟弟马通果断斩杀了太子派去调兵的如侯，立下大功，被封为重合侯。此时，两人见各有功大臣一个个倒下，担心自己不免于难，坐立不安，最后决定先发制人。两人经过详细商讨，决定由马何罗在宫中行刺武帝、事成后马通发兵攻入行宫，一举歼灭皇宫的御林军和扈从卫队，另择新君即位。两人之所以敢于采取如此拙劣的办法进行如此冒险的行动，是因为马何罗的官职是侍中仆射，就是宫中侍卫的首领，有很多机会接触武帝。可以说，两人如此策划，直接刺杀年迈昏眊的武帝，既可以立竿见影，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可惜事情坏在一个匈奴人金日磾手里。

　　金日磾，字翁叔，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原名叫日磾。元狩二年（前121年），休屠王与浑邪王相约一同投降汉朝，后来休屠王反悔，被浑邪王杀害。儿子日磾与母亲、弟弟都被当作俘虏没收为汉朝的奴仆，日磾被安排喂养皇宫的马匹，这年他才14岁。几年后的一天，武帝带着许多妃嫔、宫女游玩时，来到马厩赏马。日磾与十来个马夫牵马从武帝等人面前走过，供武帝逐一察看。其他马夫从没机会看到宫女，得此良机，自然都偷偷窥看，唯独日磾目不斜视，低头走过。武帝颇为好奇，又见他容貌端正，身材魁梧，问他家世，方知是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对他很有好感，就赐姓为“金”，封为马监，随后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却并不得意忘形，日常仍是低调谨慎，不卑不亢。武帝对他很是器重，让日磾作了内侍，随从自己出入。金日磾的母亲阏氏病死，武帝让人画出图像，题上“休屠王阏氏”，金日磾感激万分。武帝尤其喜欢金日磾的两个聪明活泼的儿子，经常与两个孩子嬉戏，金日磾则对儿子十分严厉。其长子长大后，自恃有武帝袒护，举止放纵轻佻，一次竟然在宫中调戏宫女，不料正好被金日磾看见。金日磾令人将儿子捆缚，亲手杀死儿子。武帝闻知大怒，叫来金日磾，大加训斥。金日磾顿首谢罪，说逆子胆大包天，肆意妄为，若不除去，日后必连累全家。武帝只好感慨作罢，更加敬重金日磾。金日磾在武帝左右数十年，谨小慎微，从没敢盯着武帝看。武帝赐给他的宫女，他也从不亲近，怕亵渎圣上。武帝想纳他的女儿入宫，金日磾也婉言谢绝，担心将来女儿入宫后，会给别人以口实，认为自己凭外戚势力为害。武帝没有生气，而对金日磾更加敬佩。

　　这次马何罗、马通欲行刺皇上，计划确定后，时时寻找机会，不想金日磾每每在武帝身边，无从下手。金日磾也渐渐察觉出马何罗的异常神色和举动，就暗中窥探对方动静，更加悉心护卫武帝。就在商丘成自杀后没几天，马何罗的机会来了。

　　这天，武帝临幸林光宫，金日磾因病，虽然依然随从，不能像往日陪着马何罗一起服侍武帝，马何罗心中窃喜，认为天赐良机。当晚，他溜出宫告知弟弟马通做好发兵准备，随后又溜回宫中。第二天清晨，武帝尚在睡梦中。金日磾病体未愈，迷迷糊糊起来如厕，忽见马何罗蹑手蹑脚潜入，问他有何事禀报。马何罗心虚，惊慌失措，匕首从身上掉了出来，金日磾立刻大叫“马何罗谋反”，上前扭住马何罗，两人扭打在一起。武帝惊醒，大叫卫士救驾。士兵准备用箭射击，武帝怕伤了金日磾，阻住士兵，让两人继续扭打。一会儿，金日磾将马何罗摔倒在地，士兵上前捆缚。武帝当即讯问，马何罗供出实情，武帝派兵将尚在等候消息的马通捉拿。等待马氏兄弟的自然是腰斩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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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蛊案 六（2）

　　不久，在太子之乱中抓获少傅石德而被封为德侯的景建及其他“功臣”也被诛杀。

　　这次巫蛊案被牵连入狱的人员也不在少数。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武帝临终之前，居住在长杨宫和五柞宫，望气的方士说长安城中有天子气。武帝就下令派人统录各狱中的案犯，无论罪行轻重，全部处死。当时负责治巫蛊案狱的是丙吉，武帝的曾孙、太子刘据年仅四岁的孙子刘病已也在狱中，丙吉让人妥善喂养。当内谒者令郭穰晚上到狱中处置犯人时，丙吉不让其入内，一直守到天亮，说：“百姓没有罪都不能处死，何况皇曾孙呢？”郭穰只好回去禀奏武帝，武帝有所醒悟，下令停止处死犯人，大赦天下。长安狱中数万囚徒也因此得以保全性命。而丙吉所救的这个皇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巫蛊案在此后还有零星牵涉，但随着这月武帝的驾崩，巫蛊案也就基本结束了。

　　武帝死后，年幼的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昭帝死后，刘病已被从民间召来，入继大统，改名刘询，是为宣帝。宣帝知道自己身世不幸，想为自己的祖父刘据平反，召来群臣商议：“先皇太子葬在湖县，没有封号，也不能享受每年的祭祀，应当为先皇太子议定谥号，建立陵园。”他原想给祖父起一个好的谥号，却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刘病已既然继承了昭帝刘弗陵的皇位，就等于过继给昭帝一系，接续了昭帝的香火，不能再祭祀自己的父母。最后确定，给先皇太子刘据定谥号为“戾”，此后刘据就被称为“戾太子”，将其陵园设在湖县，守陵人三百户，被称为“戾园”。

　　巫蛊案绵延数十年，终于随着武帝的驾崩而宣告结束。当然，武帝身后因巫蛊引起的屠杀不绝如缕，但那些案件较之这次巫蛊案无论在范围、时间、层次、影响上都难以同日而语。皇后、太子、丞相、将军、御史、侯爵、妃嫔、宫女、囚徒、狱卒、巫师等等无不牵涉在内，受害最大的仍然亘古不变是百姓。最高统治者也并没有从中获得胜利的愉悦感。表面上，巫蛊案是朱安世、江充等始作其俑、兴风作浪，最终导致冤狱累累，“天下咸被其祸”，其实追踪罪魁祸首，全在武帝一人。正是他的刚愎、猜忌、狐疑、阴险、固执、自私，那些后宫争宠之争、皇储废立之争、党派政见之争才得以发酵、酝酿、爆发，最终不可收拾。太子皇后死了，忠臣良将死了，奸邪佞臣死了，方士巫师死了，平民百姓自然也死了，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冤案。或许在正统史学家看来，这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没有冤屈，但具体到无辜罹难的涉案人尤其是无辜百姓，其覆盆之冤是惊天动地的。幸而武帝对这场惨祸的危害有所察觉，他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年迈昏眊中还能意识到自己的错失，作出深刻反省，颁布“轮台诏”，定下“禁苛暴、止擅赋”和“富民”的政策，从而避免了秦亡的覆辙，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这是武帝之所以为世人钦佩的重要原因。

　　巫蛊案结束了，留给后人无尽的喟叹、嗟呀，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惨案似乎应该有人负责，那么谁该负责呢？似乎所有人都很无辜，所有人都在挣扎，就是没有人负责，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沉思。正如宋代诗人陈普的一首诗所言：

　　几多爱子出萧关，

　　山积胡沙骨未还。

　　正好望思台上泪，

　　随风北去洒阴山。

　　于谦案 一（1）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据说他7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啊。”其家原籍河南考城（今河南民权县），曾祖时迁居钱塘，祖父曾做过工部主事和兵部主事，父亲“隐德不仕”。于谦自幼聪颖好学，机智灵动，志向高远，善于应对，坊间留下不少他机智联对的趣闻。于谦对古人行事节操尤为看重，他仰慕岳飞、文天祥，作过不少歌咏岳飞的诗词，如在《岳忠武王祠》中，悲叹岳飞“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他家中悬挂有文天祥的画像，还写了赞词：“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再向南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悠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体现出他对为国家抛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14岁，考中本县秀才，此后在杭州吴山三茅观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濡首下帷，足不绕户”；读书之余，与同窗学友一起游览杭州美好景致。17岁时，他观看石灰窖深受触动，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抒怀之作《石灰吟》。以后又写了《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铁石虽然变成了煤炭，但它依然造福于百姓。于谦以此自比，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出力，为百姓的饱暖死而后已。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时年23岁，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两年多后（1423年），于谦又奉命到广东考察官军功过，并负责安抚湖广一带的瑶民。因为当时官军横征暴敛，经常邀功滥杀瑶民，瑶民苦不堪言，时常聚合暴动。于谦到任后，为了解实情，不顾生命危险，爬山涉水，深入险地，微服私访，对一些军官的行贿拉拢无动于衷，秉公上奏，兵将和瑶民皆称其严明公正。考察完毕，于谦回到京师，奏明湖、广、贵等地将卒贪功妄杀，请朝廷改变对瑶民的残暴政策，缓和了朝廷和瑶民的对立紧张形势。于谦也因此以“廉干”称闻于朝。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在亲征鞑靼的途中病死。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驾崩。宣宗朱瞻基继位，听闻于谦事迹，任命其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于谦口才伶俐敏捷，应对如流，声音绕梁，条理清晰，剖析入微，宣宗很是赏识。不久，汉王朱高熙发动叛乱，宣宗特召于谦扈驾，随帝亲征。

　　朱高熙是宣宗的叔父，永乐帝的次子。他善骑射，有膂力。父亲朱棣靖难起兵，高熙曾随军作战，勇猛直前，很受朱棣喜爱。朱棣称帝后，朱高熙又随征漠北，战功累累。而其兄高炽性情温和，仁厚儒雅。朱棣有意将高熙立为太子。但按照历代皇位继承“立嫡立长”的传统，朱棣最终没有说服群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而封高熙为汉王，敕于云南建国。高熙不肯就国，向母后哭诉，改封山东乐安。其后，朱高炽继位一年即崩，其长子朱瞻基继位。高熙招募死士，私造兵器，暗约将士共为谋逆，企图重演一幕靖难，夺取侄子的皇位。消息传到北京，宣宗果断亲征，由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杨荣、御史于谦等扈驾。朱高熙野心勃勃，原打算从乐安直攻济南府，但得知皇帝亲征，一下子惊慌失措，豪气顿失，只知缩守乐安，听天由命。宣宗迅即包围城池，放炮震吓。朱高熙魂飞魄散，乱了手脚，未经一战就出城投降。在朱高熙出城投降，跪拜军前的时候，宣宗特命于谦当众口数朱高熙的罪状，于谦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朱高熙伏地战栗，顿首称：“臣罪该万死万死。”宣宗大悦，回京后颁给赏赐，特别优待于谦。

　　于谦案 一（2）

　　次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在任决断冤狱，革除弊政，惩治贪官，廉明公正，政绩显著。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特简拔于谦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两省。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极高，在都指挥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此前，朝廷还未设此职，以于谦才能出众，特授大权。当时，于谦年方33岁。此后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19年间，他一直任巡抚职务，并做出了突出的政绩，百姓交口称赞。

　　在任上，于谦遍访两省州县，治理黄河水患，发动百姓增筑黄河大堤，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固堤坝。同时每五里设立监哨站，派专人巡守。经此修筑，水患得以舒解，黄河十数年没有决口。于谦还令当地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植树木，开凿水井，以排泄黄河水势，又可以供行人饮水和歇凉。

　　于谦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分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陕西等地又遭遇灾荒，20万灾民逃难进入河南、山西，抢夺杀人之事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于谦一方面奏请将官仓存粮降价出卖，一方面将流民编成里甲，新立乡都，或者编入当地乡籍，前后共编入十余万户。同时，又分给流民耕地、耕牛、粮种，使流民得以安居生产。这一举措，有效安置了流民，社会重新安定。于谦还减少商贾的税费，请罢除了徐州、济宁、南京等地的船料征钞，由60贯减为20贯，又减为15贯，深受商贾欢迎。

　　在任期间，于谦奔波于开封、太原之间，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深得百姓拥戴，史书上说甚至连盗贼都敬服他的威望。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有人称颂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的谏议和奏疏切合百姓利益和实际，得到了当时的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赞赏。于谦做巡抚19年，清廉贫苦，人称其“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他脾性刚直，不馈赠权要，更不结党营私，太监王振在正统七年后逐渐肆意妄为，招权纳贿，势焰嚣张。朝廷百官纷纷向他行贿送礼，京外官员进京也多带金银礼物送呈。于谦却故作不知，每次入京奏事也不去拜见。有人劝他即便不进献金银财宝，也应该带些地方上的土特产进献，以让王振对他有好感以便于提拔。于谦揶揄讽刺道：“带有清风。”并专门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正统十年，于谦爱妻董氏病逝，于谦时年48岁，此后既不再娶也不置妾，只忙于公务，常常夜不归宿，在生活上，简朴持家，十分清贫。

　　于谦的清廉刚直，为民不辞辛苦，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屡屡上奏，不顾权贵利益，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于谦案 一（3）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于谦案 二（1）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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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案 二（2）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随征。七月十六日，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在草丛中，直至日暮才准许起来。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十三日，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夜间驻扎堡上。兵部尚书邝野屡奏进驻怀来，派人断后，王振勃然大怒，喝斥：“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邝野慷慨激昂答曰：“为国为民，死何惧哉？”王振气急败坏，将邝野轰出门外。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十四日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乱军之中，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五十余位高官战死。英宗见突围无望，扈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前，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见王振抱头鼠窜，大喝：“我为天下诛此奸贼！”用铁锤一锤击死王振，奋力杀敌十余人，英勇殉身。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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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案 二（3）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于谦案 三（1）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营救英宗心切，密令取出宫中大量金银珠宝，用八匹马车拉着，由太监送到居庸关的瓦剌营中。

　　也先留下赎金，却不放英宗。当时，瓦剌内部对如何处置英宗也产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将英宗就地斩首以泄大恨，有的主张俘虏明朝一国之君，奇货可居，可以向明朝要挟。也先则主张趁明朝国内无主，大举进兵，一举击溃明朝。他说服诸将，将英宗押到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中看押，自己准备率军进攻明朝首都北京。

　　在北京，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此时，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极力渲染瓦剌军的强悍凶残。京师此时老弱病残士兵不足10万，兵器盔甲也严重缺乏。恐惧气息笼罩整个北京，不少大户开始将家产南迁。京城一片混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十八日朝议时，翰林院侍讲徐珵进言道：“吾夜观天象，天命南移。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何以抵挡？愚意不若南迁。”此言一出，群臣大哗。兵部右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倡议南迁者当斩！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赞赏，以于谦为首，商辂、王竑、彭时、吴宁等主战派占了上风。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见深为太子，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战，奏请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府运粮军全部调入京师。因当时官仓在通州，一旦为敌军侵夺，后果不堪设想，群臣多提议焚毁。于谦命文武京官预支9个月的俸粮，军士预支半年饷粮，均从通州领取，又征民夫带车从通州运粮进京，运粮超过20石纳入京仓者赏官给银。这些布置使北京民心逐渐安定。

　　于谦又奏请清除王振余党，明正其罪，以雪民愤，表明朝廷的立场和态度。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群臣纷纷弹劾王振恃权作威，倾危宗社，罪应灭族。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叱责群臣：“王振已死，说他甚么？”一语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上前抓住马顺，怒道：“汝私媚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群臣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登时将马顺打死在廷堂之上。群臣又向郕王索要宦官王贵、王长随，朱祁钰命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当场毙命。不一会儿，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人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要起身离开，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要郕王宣谕：“马顺等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诸臣方才逐渐安定。于谦这才发现自己的朝服袍袖在混乱中被撕成了碎条。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