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TXT 第7部分阅读

    　　波伏瓦的绰号是海狸，萨特总是这样叫她。这个绰号还是马厄给她起的：波伏瓦这个姓同beaver这个英文词相似，词意为海狸，而海狸喜欢成群出游，它们具有建设性的性格，马厄认为这很符合波伏瓦的特点，就这样叫她。后来萨特也就一直这样称呼她。他献给波伏瓦的作品，在题词上写的也是“给海狸”。而萨特在睡意朦胧或心情不愉快时，常会把身体蜷缩成一团，就像他们在万森动物园看到的那只小海象。于是波伏瓦总是把这个时候的萨特称为海象。

　　这时在波伏瓦那里，人生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她已经取得完全的独立，这正是她一直追求的。而萨特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他讨厌成年男性，也讨厌自己步入成年期，而且他马上要去服兵役，之后还得去当教师，这些都同他自由自在的本性不合。不过有了波伏瓦这个充分理解自己的伴侣，尽管有这些烦心的事情，萨特的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尽管他俩相爱很深，却都没有考虑结婚的事情。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社会来干涉他们的私生活和个人自由；而结婚就体现了这种干涉。从实际方面看，只有一种情况才会让他们考虑结婚的事：想要孩子。而萨特和波伏瓦都没有这一愿望。他们都没有深厚的家庭观念。萨特从小就没有父亲，他自己也不想当父亲。而波伏瓦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很淡漠的。波伏瓦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了不当家庭妇女，为了自食其力，为了在文学事业上奋斗有成，她更不能要孩子。

　　萨特不结婚，还有一个原因：他有一种多伴侣化倾向。萨特在同波伏瓦结识之初，就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真正的爱，但这不妨碍我们有时体验一下其它的偶然爱情。”他认为男女两性在这上面有着同样的自由。波伏瓦此时并不打算另有什么“偶然爱情“，但她认同了萨特的态度。在她看来，这种态度要比马厄所坚持的男女性道德二元论合理得多。

　　一天下午，他们看完电影后漫步走了很长时间，一直走到赛马场，在卢浮宫一侧的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订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他的意思是，在他服兵役的这两年，波伏瓦在巴黎找个工作，他们在一起亲密生活。在这期间，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对方。在这之后，如果萨特的申请得到批准，他将到日本去讲学两年。他建议波伏瓦也在国外找个工作。这样，他们会分居两三年，然后他们再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之间会永不陌生，没有任何力量割断他俩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各自独立，不会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他特别强调说，这种断续的同居生活并不是一种义务和习惯。

　　波伏瓦完全同意他的建议。按这个建议，他们分离的时间还早。更重要的是，凭自己的直觉，波伏瓦坚信萨特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男子；即使有那么一天，他约她22个月后的一天下午5时在某地会面，他就一定会不差分秒地等在那儿。

　　后来，他们又达成另一个协议：他们之间不仅不应该相互欺骗，而且不应该相互隐瞒；彼此的偶然爱情都应该让对方知道，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这一协议既是对忠实的承诺，又给了各自充分的自由。以后共同生活的50年，他俩就是按照这个协议做的。

　　在萨特服兵役的一年半时间里，波伏瓦经常来军营看他。在圣西尔军校那段时间，萨特完全不能外出，波伏瓦每星期都要去看他三、四次。通常是在黄昏时分，萨特在车站等着她来，然后一起吃晚饭。分别时波伏瓦往回送萨特到半路，然后再转身去赶9点半最后一班火车。

　　萨特转到图尔附近的气象站后，每月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可以呆在巴黎同波伏瓦在一起。这时萨特和波伏瓦相互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给对方。波伏瓦把妹妹波佩蒂、斯特芬和杰拉西等人介绍给萨特，萨特把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介绍给波伏瓦。不久，萨特、吉尔、波伏瓦和莫雷尔夫人就经常在一起吃晚饭，有时他们坐莫雷尔夫人的车在外面兜风。8月份，波伏瓦在萨特军营附近租了一个月的包房，这样每天都能同萨特见面。遇到萨特休息日，他们就出去游玩，常常弄得手中一文不名。

　　1931年3月，在结束军营生活之前，萨特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申请去日本讲学的讲师位置已给了别人，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使渴望冒险而不愿过平庸教师生活的萨特大失所望。他还得到通知，他被委派为勒阿弗尔中学的哲学教师；原来的教师得了精神分裂症，由他去接替。这让他留在巴黎的打算也落了空。虽然勒阿弗尔离巴黎不算太远，但毕竟到了外省。

　　而波伏瓦这一方面，情况更坏──她被分到马赛，远离巴黎，这让她十分惊恐，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为了解脱波伏瓦的困境，萨特提出一个建议：他俩结婚。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分派在同一个城市，波伏瓦可以免遭流放之苦。对这一提议，波伏瓦没有多加考虑就拒绝了。她觉得，萨特因为不能去日本，心情已经够坏的了；现在被派往外省教书，对于本来就不希望有个职业的他来说，就更加难受；如果再违心地结婚，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不愿意以伤害萨特的心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安宁。

　　在遇到困难时，这两个相爱者首先都是为对方着想。他俩的感情在实际生活问题上经受了考验。于是这事就定下来了。他还是去勒阿弗尔，她还是去马赛。好在马赛也是个美丽的大城市，坐火车回巴黎也很快。情况变了，“两年协议”后各自在国外分离两三年的时间安排已无可能。而且在萨特服兵役这段时间，他们的感情更深，彼此更加了解，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不可分开了。于是他们的协议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他们相约在许多年内都不要作太长时间的分离。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1）

　　1931年4月，萨特去了勒阿弗尔，波伏瓦跟他一起去——她要等到暑假后再去马赛报到。他们对这个海港城市的印象还不错。在勒阿弗尔学校，萨特与同事之间保持着一般关系，见面时彼此客客气气地打一声招呼，但都没有进一步了解和交往的愿望。这些同事中只有一、两个人对他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好感。一个是教语文的，喜欢拳击运动，萨特也喜欢。这样他俩的关系比较好。波伏瓦去勒阿弗尔看萨特时，这个老师带着女朋友同他们一起登山运动。还有一个教体育的也同萨特关系较好，他挺会讲故事，常常对萨特讲一些男人与性有关的故事和打斗方面的故事，而萨特也喜欢听。不过萨特对这两个同事的好感和交往完全局限在日常生活上。他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同他们交流，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将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因此，萨特和他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情。

　　相对来说，萨特同勒阿弗尔学校学生的关系要比同事密切得多。学生中他并不喜欢那些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而是对那些有思想的学生更感兴趣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他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大约也就是七、八岁；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不住在家中，空闲时间较多，这些都跟学生的情况相似。这样，萨特同他的一些学生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同这些学生一起练习拳击。其中一个叫雅克•；博斯特，以后同萨特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友谊，成为“自家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萨特到了勒阿弗尔，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们聚会。 这时他同尼赞仍然有交往，但关系已经比较冷淡；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尔很看重同性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得敏感多疑。一般情况下萨特总是带着波伏瓦同吉尔呆在一起，吉尔因此很不高兴。有几次他明确向萨特表示，只希望萨特一个人来看他，或者他同萨特单独呆在勒阿弗尔。

　　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1933年9月，萨特来到柏林，开始为期一年的进修生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萨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受类似在巴黎高师。与大学期间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同来进修的大约六、七个人，他同他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客客气气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留一撮黑胡子，也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萨特怀有敌意，并寻机挑衅。一次在吃晚饭时，他们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时间，萨特多半是独自散步，有时候他也去同学那里串串门，或一起去看电影。

　　进修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不少人来柏林留学，并非真的为了探求学问，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腾货币，借此牟利。专门发给旅游者使用的“冻结马克”和普通马克在对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价。普通马克是不准携带出境的。而这些学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马克藏在衣服衬里，穿过国境回到法国，法国银行以很高的兑换率把它们换成法郎；回柏林时，他们再像普通法国人一样，以较低的兑换率将这些法郎换回相应数额的马克；这样来回倒腾，就可以赚大钱。

　　萨特知道有这种发财途径，但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参与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次是改写自己的小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研究哲学；然后吃点东西，五点左右返回，文学写作。

　　在柏林，萨特深入研读了胡塞尔的原著，特别是《观念》一书。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把萨特吸引到柏林来的是实在论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存在，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但他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实在论。要成为一个实在论者，就必须同时具有关于世界的思想和关于意识的思想，而这正是他的难点之所在，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他认定，任何不能说明意识的理论想要如实地看待外在的客体，都注定不会成功。

　　来柏林之前，他觉得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他多年渴望找到的实在论的哲学形式，它给予意识以他所希望的那种解说。但实际研究的结果与他原先料想的不同。他发现现象学并不是一种实在论哲学，但这一年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收获：胡塞尔的方法对于他达到这种哲学很有启发。最后，他认识到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他就得成为哲学的真正创造者，而以前他是没有这种欲望的。

　　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一文。这个长篇论文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他既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许多东西，又对它作了批判，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了它。萨特自己独创的东西，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中包含的基本思想，甚至在其一生中都保有的思想，已经在这篇纯粹的哲学论文中表现出来了。

　　胡塞尔将“自我”说成是意识内的材料，而萨特将“自我”看作是一种意识的准客体，因此被排除在意识之外。他认为，主观性不是在意识内；它就是意识。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意识的意义：主体中的客观性。“自我”是一个贴近主观性的客体，但它不在主观性之中。在主观性内没有任何东西──就像一阵无形掠过的清风一样。

　　这篇论文是以这样一些内容作为最后结语的：

　　现象学家将人抛回到世界之中；他们充分估量了人们的痛苦、受难及其反抗。不幸的是，只要自我仍然是绝对意识的一个成分，人们就有理由说现象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学说，指责它还是把人的一部分拉出现世并以此转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在我看来，如果使自我成为一个存在物，与世界同时发生，它的存在与世界有相同的基本性质，那就没有理由作这种指责。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2）

　　我认为像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卓有成效的假设，并不需要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种荒谬的东西作为基础。实际上，为了消除虚假的精神价值以及为了寻找伦理学的现实基础，我们不一定要将客体置于主体之先。自我与世界同时发生，纯逻辑的主客体二元性从哲学偏见中消失──这就足够了。世界没有创造自我，自我也没有创造世界。对绝对的非人格的意识来说，这是两个客体，它们由这个意识连接起来。这样，当自我被消除掉后，这个绝对的意识就不再含有任何主体的东西。它不再是表象的组合。它只是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和绝对源泉。

　　由这个绝对意识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足以使自我作为‘涉险者’显露在世界面前，也足以让它（直接地或通过中间状态）攫取世界全部内容。对一个绝对可信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来说，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已经谈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关系，萨特对前者是持肯定的态度，而对后者是否定的。20多年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历史辩证法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了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它并非历史辩证法的基础，而只是前者的一种类比而已。这一期间萨特哲学思想有重大变化，而在这一方面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论自我的超越性》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1936…1937年第6期上。1965年，它又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

　　在柏林，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他以自己独到的理解向一般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胡塞尔的一个复杂概念“意向性”。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法国新评论》1939年1月号上。

　　从柏林回到勒阿弗尔，萨特继续他的哲学研究。这时，萨特原先大学的导师正主编一套丛书，他想起了萨特写过一篇很不错的关于想象的毕业论文，于是就约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本书。萨特欣然同意了：他一直对“想象”问题感兴趣，这又是一个深化自己思想的机会。

　　在大学时，萨特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意象的思想，他的想法是，感觉并不与意象一致，意象不是被更新的感觉。这是他通过自身而感受到的东西，它同意识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因为当意识被想象时，它不会来自实在的东西，为的是寻求某个不在这里或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个通向想象的道路帮助他理解什么是自由。在他看来，决定论不可能达到想象的层面；如果想象是一个事实，那么这是它创造一个事实。对于想象的研究是同他思想的主旋律自由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其中一部分以《想象》的书名出版于1936年。在书的结尾处，他说：“如果意象自身就是一种综合而不是一个要素，它就可能成为意识。意象不在，也不可能在意识之中。我们宁可说它就是意识的一种类型。意象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某个事物。意象是某个事物的意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基本观点的萌芽。

　　在完成《想象》一书之后，萨特接着写一本名为《心理》的书。从思想来源说，这书可以说是萨特沿着《论自我的超越性》的思路继续展开。它探究的是人们称为心理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对主观性的体验。他已经写了400来页，很厚的一本。为了完成他的小说集《墙》，一段时间萨特把《心理》的写作停了下来。待到准备接着写下去时，他发现，书中有相当部分是重复了他所吸收的胡塞尔的思想，虽然他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它，仍然还是胡塞尔的，缺乏独创性。

　　于是萨特从这一部厚厚的手稿中筛选出有独创性的部分，给了一个《情感理论纲要》的书名，由埃尔马出版社在1939年10月出版。萨特在书中指出，正像自我是超越的一样，情感也是超越的。情感不是独自产生，它是对意识的一种关系，为意向性所激发。这书篇幅不大，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是萨特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他数年后完成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在这本小书中都得到初步阐述。因此，将这本书看作萨特哲学思想的入门，是十分适当的。

　　萨特在研究哲学的同时，还在进行文学创作；工作之余，和波伏瓦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聚会，特别是同吉尔、莫雷尔夫人等“自家人”聚会。应该说，生活是平静的、按照萨特自己的意愿在进行。但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年，他的精神状况发生了问题。

　　萨特在写《想象》的同时，很想探究一下幻觉和精神错乱现象。他大学的一个同学是一个精神病医生，得知萨特的愿望后，建议他到圣安娜医院接受一次麦司卡林注射。这位医生向萨特解释说，这是一种致幻药，能让萨特体会到他所希望了解的感受；这种药对人并没有什么危害，但在注射后几小时之内，会有一些奇异的感觉。

　　萨特决定冒一次险。他如期到了圣安娜医院，注射了麦司卡林后，被安排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房间躺着。同房还有其他被注射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眼前的东西都变了形：伞变成了秃鹰，鞋变成了骷髅，周围的一张张脸也变得怪模怪样的。他还发现自己身后挤满了龙虾、螃蟹、珊瑚虫和各种怪物。

　　正当他惊惶不已的时候，身边的电话铃响了。这是波伏瓦打过来的。他去医院前曾跟波伏瓦约好，在他接受注射后一个小时，由她在莫雷尔夫人的住处往圣安娜医院打电话。波伏瓦的电话让他从幻觉中解脱出来，他对波伏瓦说，她的电话来得很及时，把他从同几条龙虾的搏斗中解救出来了，不然的话，他会一败涂地。在波伏瓦听起来，萨特电话里的声音是含含糊糊的，嗓子很粗，迥异于往常。

　　萨特临离开医院时，与旁边的受试者交换了各自的感受。这位受试者听了萨特的反应，大感惊诧，因为他产生的幻觉跟萨特的完全不同：他感到自己正在一片鲜花盛开的绿草地上，有许多美艳怪异的女郎在他身边活蹦乱跳。萨特听后也深感惊诧，并为自己未能获得这样美妙的幻觉而深感遗憾。

　　萨特见到波伏瓦后又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而他说话时显得心神不定，眼睛到处乱瞅，仿佛仍在担心会有鬼怪冒出来。这时波伏瓦已经从马赛调回鲁昂。他们坐在从巴黎回鲁昂的火车上，萨特一直沉默不语，他还盯着波伏瓦那双皮鞋上鞋带的两个搭扣看，在他的眼里，它们变成了蟑螂。抬头看时，他发现一只猩猩倒挂在车厢顶上，脸贴着车窗，正斜着眼睛看他。

　　在这之后一两个星期，萨特仍然有着种种幻觉，而不是像那位医生说的，麦司卡林产生幻觉的效果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波伏瓦带了一个女友来勒阿弗尔看他，平常在这种场合下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话也很多，而这次他显得十分反常。波伏瓦和女友一边沿着海滩走，一边抓着海星，而萨特跟在后面一言不发，也根本不和那位女友打招呼，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好象不认识一样。萨特的表情让波伏瓦感到，他根本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萨特对波伏瓦说，这些天他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看什么东西都有些古怪：房子似乎有脸、眼睛和下巴，大钟的后面会冒出个猫头鹰的面孔来，他总是感到有一只龙虾在身后飞快地爬行，而他的眼前总是有一个不停跳动的黑点。最后他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得了慢性幻觉精神错乱症！”按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得了这种病，10年之内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的疯子。

　　波伏瓦完全不相信萨特得了这种病。她陪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认为，麦司卡林不可能诱发这种慢性幻觉精神错乱症，排除了萨特得这个病的可能。医生在询问了萨特有关情况后分析说，目前的症状也许是他写哲学著作精神过于紧张和疲劳的缘故。后来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分析自己的病情，认为除了医生所说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非常讨厌自己进入成年阶段，而现在他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成年男子，因此在精神上深感不适。

　　首先，他对于自己的教师生活感到不适。他对学生还是喜欢的，也不讨厌教书，但他讨厌同校长、校工、同事和家长打交道，对于学校那一套刻板的规章制度也很不适应，而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继续从事他并不喜欢的职业。这会激起他精神上的矛盾冲突。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萨特也感受一种不适。他和波伏瓦生活在一起，还有朋友。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所束缚，而这套模式又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和波伏瓦似乎已经习惯于现有的状况，不再追求奇遇，不再试图不断地超越自己。这与他的自由天性和冒险渴望是冲突的。

　　最后，在写作上，作品的遭遇也让他深感不适。本来他是将自己冒险和创造的希望都寄托在写作上，但在这一方面他屡屡受挫。他的第一本书《真理传奇》被出版社给否定了，没有出成。现在写的关于想象的书只有第一部分被出版社接受，而他倾注更多心力的第二大部分被退了回来，在短期内无望发表。这些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马上就要满30岁了这一道坎，终于让所有这些不适以这种幻觉症状的形式爆发出来。萨特的幻觉一直延续到暑期，有数月之久。这个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国内旅行，他们在农村、高地、山谷徒步旅行，常常在外野餐，有时还要冒天黑迷路的危险，同时又充满战胜困难的欢乐。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萨特对波伏瓦说：“在这之前龙虾一直跟在我的后面，现在我终于把它赶跑了！”从这以后，萨特的幻觉症状才完全消除。 由此看来，旅行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善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走遍欧洲（1）

　　确实，除了写作，萨特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旅行。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冒险，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从当学生起，萨特就习惯于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两部分：9个月的学习时间和3个月的假期。在成为教师后，他几乎所有的假期都花在旅行上。在他看来，这3个月是可以期待奇妙东西的时刻，永远是新鲜的，一年和另一年从不相似和重复。

　　在当教师的第一个暑假，萨特和波伏瓦计划着去哪儿旅行。萨特服兵役时祖母去世，他继承了一笔在当时来说数目可观的遗产，大约8万法郎。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些钱没花完，就打算用在暑期旅行上。这也是他俩第一次共同旅行。

　　尼赞建议他们就在国内旅行，去布列塔尼，这样可以省钱。但他们的西班牙朋友杰拉西说，“听着，在马德里你们可以同我住在一起，这很自在。来吧，这不需要花很多钱──你们完全对付得了。”这个建议让萨特激动不已：能够通过国境，萨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旅行家。一旦通过了一个边境，他就可以通过任何边境。于是他们决定去西班牙。

　　在巴塞罗那，他们住进一个大教堂附近的三等房间。睡午觉时，太阳透过红色窗帘把如火的光辉洒入房间，他们感到是西班牙在烙他们的皮肤。一次，他们外出时发现电车不走了，大街上空无一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来到一条人声嘈杂的街道，他们看到人们三五成群、情绪激动地争论着什么。这时，两名警察押着一个带手铐的人走了过来，走向不远处停放的一辆警车。人们的争论更加激烈起来。萨特和波伏瓦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感到人们的表情很严肃、很沉重，一定是在讨论十分重大的事情。他们走近一个人群，以提问的音调发出他们要去的一个教堂的名称。这些争论的人们虽然彼此激烈严肃，对外来游客却抱之以微笑。其中一位猜出他们要打听的内容，就打着手势给他们指了路。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买了一张报纸，连猜带蒙地看了上面的新闻，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工会发动总罢工，当局逮捕了几名工会领导人，他们看到被警察抓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用武力把那些领导人救出来。得知这个情况，萨特和波伏瓦都后悔当时没有呆在现场，那可比逛教堂有意思得多。

　　接着他们去了马德里。这时共和国成立不久，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所有的咖啡馆、餐馆都挤满了人，大家高谈阔论着新西班牙的前途。直到凌晨3点，大街上还有不少人在游荡。萨特和波伏瓦坐在咖啡馆的阳台上，呼吸着夜间的清新空气，看着这生气勃勃的景象，毫无倦意，心情特别舒畅。

　　到西班牙，自然少不了看斗牛。他们每星期看一次。斗牛场座无虚席，观众的心情跟斗牛士一样紧张。冒险、刺激、胆量、机智、艺术与体育、力与美、人与兽的决斗、……这一切最后汇合成一片疯狂的海洋。萨特和波伏瓦都成了斗牛迷。

　　他们还多次去了普拉多美术馆，那里的绘画精品之多，令法国的卢浮宫相形见绌。他们算是大开了眼界。萨特和波伏瓦在美术鉴赏上有不同的爱好，常为那些喜欢或讨厌的画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由马德里出发，萨特和波伏瓦还去了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能给他们带来新鲜感。风格各异的大教堂、岩石上的北美野牛壁画、古老的城堡、……他们尽性玩个够。

　　两人第一次共同旅行，彼此的差异和特点立即表现出来：每到一地，波伏瓦总是想跑遍每一个名胜景点，看到所有的东西。而萨特则完全不同。例如，在托莱多，玩了一上午后，他对此地已经有了一个总体印象，就哪儿也不去了，宁可坐在广场上悠闲自在地抽着烟斗，看着面前人来人往。

　　第二年的暑假，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西班牙旅行，不过这次是莫雷尔夫人和吉尔邀请他们一同驾车游西班牙南部。萨特和波伏瓦先去巴利阿里群岛，然后进入西属摩洛哥。他们在塞维利亚同吉尔、莫雷尔夫人会面。正像去年在巴塞罗那看到警察逮捕罢工领导者那样，他们在塞维利亚又看到了一场事变：这里发生了政变，一队队士兵和车辆在窗外穿过，市长被抓了起来；而第二天政变又告流产，他们听说发动政变的乔尔将军仓皇出逃。这时街上人流如潮。市长被救出来了，正在在检阅游行队伍。突然，一个轮胎爆裂了，人们误以为是枪声，纷纷惊慌逃走。这种带点冒险气氛的场合很对萨特的胃口，虽然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一时刻，他感受到这种充满危险、激动人心的气氛，被这个事件抓住。

　　随后萨特和波伏瓦坐车同莫雷尔夫人、吉尔一起旅行。本来他们4人是好朋友，在一起旅行应该是很愉快的，实际上这次共同的旅行总的来说还算可以，只是在萨特和吉尔的关系上产生了一些裂痕。一个原因是，两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分歧，在这次旅行中演变为冲突。在加蒂斯，萨特明确表示，拒绝“浪费时间”去看几处教堂的牟利罗画。莫雷尔夫人出于礼貌同意了。而吉尔一声不吭，把车开得飞快，突然停在博物馆前；他宣称，他对牟利罗画很感兴趣，于是挽着莫雷尔夫人扬长而去，把萨特和波伏瓦甩在一边而不顾。

　　萨特和吉尔一路上总是在斗嘴，虽然还没有达到伤了和气的地步。萨特对此觉得十分憋气，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吉尔，后来萨特和波伏瓦发现，吉尔一路上跟萨特不对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虽然吉尔和莫雷尔夫人是诚心邀请萨特他们一起旅行，但到后来，他们感到这两人的在场使他们不能享受单独在一起旅行的乐趣，而他们也是第一次结伴作这样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邀请了，也就不好再作改变，于是吉尔只有用这种闹别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一个原因是，只有吉尔一个人会开车，每天从早到晚身受高温的煎熬，对付崎岖的公路，到地方后还得找停车场，照看汽车，这样下来搞得他疲惫不堪。而萨特他们不能给他任何帮助。所以他成天愁眉苦脸的，很不高兴。

　　1933年暑假，萨特和波伏瓦去了意大利。选择意大利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省钱。墨索里尼在罗马搞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展览会，为了吸引参观者，给铁路车票打七折。他们先是游览了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城市，在佛罗伦萨呆了半月，然后到了罗马。他们住在塞万提斯呆过的索尔旅馆。罗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广场、喷泉、花园让人赏心悦目。但法西斯的存在使这些美景黯然失色。整个城布满了标语，黑衫党人横冲直撞。天刚刚黑下来，街道上就行人全无了。

　　一天晚上，萨特和波伏瓦打算在外面呆一个通霄，充分领略一下罗马城的夜景，直到太阳升起。午夜时分，他们正在纳沃那广场的喷泉旁聊天，突然身后射来两道手电筒的光亮，两个黑衫党士兵过来盘问他们，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看到他们是外国游客时，士兵的态度稍稍和缓一些，但仍然要求他们回旅馆睡觉。萨特和波伏瓦对此不予理会，继续前行。3点多钟，他们来到椭圆形竞技场，突然身后又射来一道手电筒的灯光，再次遭到严厉盘问。看来作彻夜游的打算是无法实现了，萨特和波伏瓦不禁相对苦笑，最后只得回到旅馆。

　　在威尼斯，他们头一次看到德国纳粹褐衫党徒；与瘦小的法西斯黑衫党徒相比，他们一个个身高体壮，目光呆滞，走起路来步伐僵硬。想起3万名褐衫党徒在纽伦堡接受检阅的情景，萨特和波伏瓦不禁毛骨悚然。而萨特更是想到，一个月后他就要去柏林，得天天从这些家伙身边走过，不由得心情坏了起来。

　　暑期过后，萨特去了柏林。他很喜欢柏林这个城市，但这时纳粹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城市，每当在街上与褐衫党徒相遇时，他就体验到在威尼斯第一次看到他们时那种难受的感觉。虽然这时萨特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仍然愿意以自己的行动帮助那些被纳粹恶势力迫害的人。萨特的一个老朋友正与一个德国犹太女子谈恋爱，他们想鸿雁传情，经常互通书信。但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如果纳粹知道这个犹太女子与法国人通信，可能会受到牵连而倒霉。于是萨特充当起“红娘”的角色，在俩人之中传递信息。那位朋友先将信寄给萨特，萨特再将信转寄给那女子。这一秘密信息通道一直保持到萨特留学结束。

　　1934年暑期，萨特结束了在柏林的进修生活，同波伏瓦一起，在德国境内旅行一番，然后回国。萨特约好在汉堡同波伏瓦会合。这是一个港口城市，到处是船，与之伴生的是一家家水手餐馆和各种各样供他们寻欢作乐的下流场所。待价而沽的烟花女郎站在装饰精致的窗后表情始终不变，有如橱窗里的模特儿。萨特和波伏瓦在码头和贫民窟逗留了一阵，然后乘小船沿易北河溯流而上，他们来到黑尔戈兰岛。在这里遇到一个德国人，40来岁。他自我介绍说，在“一战”时，他是一个陆军中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