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人 第10部分阅读

    　　“我洗耳恭听。”

　　“雷泽夫大学那位金斯先生说得对，体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体的综合指标，这恰恰是动物达不到的。猎豹比人跑得快，剑鱼善于游泳……但没有一种动物会跑会跳、会游泳会举重。

　　所以我建议取消所有的单项体能项目，代之以十项全能或二十项全能，一劳永逸地摒弃人体的畸形发展。可是这样一来，国际田联就要撤销了——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内比奥洛没有反驳，只是淡淡应对道：“这样就能完全摒除兴奋剂和基因改良手术吗？”

　　两人叹口气，不再讨论。这时，本届奥运组委会主席已经走上白色圣火台，取下火种，小心地保存在金属容器内，准备在下届奥运会上用它点燃圣火。然后，燃烧了20天的本届奥运圣火慢慢熄灭。

　　历史的帷幕又暂时拉上了。

　　八 世纪性审判

　　对田延豹杀人案的审判在奥运闭幕的一个月后进行。奥运期间，希腊新闻媒体对此案有意作了低调处理，现在他们开始转移了聚光灯的方向，把它作为新的新闻热点。虽然“新闻报道不得影响判案的客观性”，但实际上记者的报道难免有各自的倾向。一派意见主张对田延豹严惩，因为他杀死了“奥运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这些人对所谓的猎豹基因的说法嗤之以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且是“公然在警察面前行凶”。一派意见则同情纯洁可爱的田歌小姐，她有什么过错？她仅仅是想把处女宝留到婚礼上，她勇敢地保护女仆不受男主人的强暴，这样美丽善良的女神不能终其天年，上帝太不公平了！我们但愿血亲复仇的律条在今天仍有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意见越来越占上风。那几位狗仔记者偷拍的恋人照片频繁见于各报，美貌贤淑的田歌小姐成了希腊公众（他们在道德观上是偏于保守的）的偶像，其热狂程度只有上个世纪黛安娜王妃之死差堪比拟。这种气氛对田延豹的量刑无疑是有利的。

　　审判是在雅典的阿雷奥伯格法院举行，即传说中由智慧之神雅典娜亲手创建的法院。法院之外人头攒动，制服笔挺的警察们严格把守着入口。这些天来，那些捣卖过奥运入场券的黄牛党又有了新的生意，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弄来法院的入场券，再以300－500德拉克马的价钱卖出去。即使如此，入场券仍是供不应求。

　　从早上开始，听众开始潮水般涌进审判厅，各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在门口频频拍照。附近餐厅和露天餐厅的生意也异常火爆，小贩在门口大声兜售快餐。审判厅设在二楼，屋内陈设相当陈旧，看来奥运给雅典带来的建筑热并未惠及它，也许，法院是有意想保持“雅典娜时代”的历史氛围。

　　审判厅的前方是法官席，是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由红木隔板隔开。平台上有三把高背皮椅，这是法官的坐席。平台的右侧是证人席，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封皮已旧的皮面圣经，一尊耶酥受难像，还有一个放材料的托盘；左侧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稍后一点是十个陪审员的席位。

　　厅内有一排排简陋的木凳，可容350人旁听。现在听众已差不多到齐了。厅内有一块地方留作记者席，有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俄通社，自然也少不了新华社。新华社记者仍是由采访奥运会的穆明担纲。不过，由于两个死者和两个凶手都是中国人或华裔，这种情形对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些微妙，所以穆明小心地保持着同其它记者的距离，沉默着，不愿与同行们多交谈。

　　罗伯特已正式加盟纽约时报了，在奥运“豹人事件”中，虽然在采访后期他有过重大失误，但瑕不掩瑜，总的说他的报道使纽约时报始终处在新闻界的前列，所以最终他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室里摆上了自己的办公桌。此刻他也在雅典。一走进审判厅内，他就开始寻找熟人。他在第一排听众中找到了费新吾，自从田歌和谢豹飞遭遇不幸后，他一直没有回国，忙于为田延豹聘请律师，安排监狱的生活。费新吾身边是一位满脸络缌胡子的美国人，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的资深教授埃迪·金斯，他自我推荐来做田延豹案的科学顾问。他曾对罗伯特说：“也许普通人一时难以理解这场审判的重要性，我想，有必要由我来充当法庭的内行证人。”

　　费新吾的身旁是田歌的母亲谷玉芬，这个可怜的女人被悲痛摧垮了，神色悲凉，头发灰白，怀里抱着田歌的遗像。那位青春靓丽、朝气勃勃的姑娘，与镜框周围的黑框是多么不协调！

　　在那个黑色的日子里，谷玉芬赶到雅典警察局的停尸房。铁屉打开，蒙蒙白雾中露出女儿的面庞，身心交瘁的妈妈只哭出一声，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所幸她被抢救过来，现在仅仅左手和左腿动作不大灵便。田延豹的父母没有来雅典，这是费新吾和律师商定的小小计谋。让田歌母亲代表田氏家人出庭，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呼吁。现在，谷玉芬沉默着，像一座沉重的石像，她怀中的照片吸引了全场的视线。

　　厅中有一个圆形的看台，入席的是一些知名人士。最引人注目的是希腊申奥主席、船王妻子吉亚纳·安格洛普洛斯。她十分喜爱强悍的鲍菲和他美貌可爱的恋人，曾邀请两人到家里作客。想不到两人却同时到了另一个世界。现在，她看着镶着黑边的田歌遗像，心头十分沉重。在她身后是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瑞典隆德大学的莱夫·卡内因，他曾受耐克公司聘用监督鲍菲·谢。当然，在他所监督的领域里，鲍菲是绝对清白的。他超人的体能原来来自另一种技术，这种技术是否合法，至今仍在激烈的争论中。

　　座中还有耐克公司总裁的私人律师加夫·考德曼，他作为菲尔·奈特的代表出席，以示对鲍菲后事的关切。他们在鲍菲身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却料不到出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

　　菲尔在公司董事会上曾有过一个自嘲式的讲话，这个讲话被新闻界披露后竟然变得十分有名，简直成了本世纪的范文，这也是人们料想不到的事。菲尔的讲话是这样的：“究竟是谁错了？鲍菲没有错，他打破了9。5秒的百米纪录的大关，并且确实没有使用兴奋剂；鲍菲父亲没有错，他发明了一种制造天才的技术并把它施之于儿子身上──换了旁人也会这样做的；卡内因和麦克唐纳没有错，他们尽职尽责，在法定的兴奋剂范围里保证了鲍菲的清白；菲尔·奈特没有错，他签了一份有利的合同，并且精明地排除了出现丑闻的可能。

　　我们都没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

　　还有一点出人意料。虽然鲍菲已经死了，但耐克公司以他为号召而推出的新款鞋却异常火爆。青年们狂热的购买，并约定俗成地把它命名为“豹人”牌。耐克公司对顾客的情绪敏锐地作出反应，设计了一个目光忧郁的豹头商标，把它印在运动鞋上、运动衫上和棒球帽上，“leopardman”（豹人）的知名度远远压倒了“jumpman”（飞人）。也许这说明了，所有人心中（作为兽类的后代）都有一份野性需要渲泻？

　　旁听席上还有两个人，两天后他们将成为摄影机的焦点，但是此刻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两人都是白人，但肤色稍黑，长而窄的脸形，鹰钩鼻，后脑骨较突出。这是西亚某些部族的特征。他们穿着崭新的西服，口袋里揣着土库曼斯坦的护照和从阿什哈巴德到雅典的单程机票。在他们下榻的旅馆里，侍者对他们十分好奇，因为这两人一直以面包和清水为生，还经常席地而坐，面向东南方喃喃地念着经文。在审判进行期间，他们安静地坐在旁听席上——旁听证是他们用1000德拉克马的高价买来的——就象两个等待鳟鱼的渔夫。

　　这次审判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鲍菲的亲属没有露面。谢教授的座位在第一排，但一直空着，直到第一天审判结束他也没有露面。鲍菲母亲实际已到场了，但她没有与丈夫的座位排在一起，而是悄悄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记者们大都不认识她，就连与她熟识的罗伯特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出席。

　　鲍菲的教练也未能到常在凶日那天，他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忽然中风，被送回美国治疗，如今仍半身不遂。他现在正坐在美国马里兰州他的住宅里观看对审判的实况报道，忍受着良心的煎熬。恐怕只有他事先察觉到鲍菲的异常，但他十分溺爱这个超级天才，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些异常，所以，实际是他害了鲍菲！

　　听众席上骚动起来，十名陪审员鱼贯进来。被告田延豹和他的律师也入席了。田延豹显得十分平静超脱，嘴角挂着微笑，但眉间是拂不去的悲凉。给人的强烈印象是，此生他心愿已毕，以后不管是上天国还是下地狱都无所谓了。入席后他首先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婶婶，四目相接，婶婶立即泫然泪下。田延豹的眼眶也红了，但他克制住自己，向婶婶（以及她怀里的田歌）略微点点头，转过身去。

　　费新吾离他不远，一直同情地看着他，眼前不时闪过田歌的倩影，笑靥如花，俏语解人，水晶般纯洁……有时他想，换了他在场，照样会把那个该千刀万剐的凶手掐死！

　　那天他们赶到田歌号游艇，目睹了一对恋人惨死的场景，他的心头铅一般沉重。他理解田延豹的行为，也深深为他担忧。希腊的法律是相当严厉的，即使他不被判处死刑，也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从那时起，费新吾的大脑就开始飞速运转。死者已矣，他要尽力挽救田延豹的生命。

　　那天在船上见面时，田延豹就像今天一样，显出心愿已毕的轻松。而谢教授却处处躲避着田的眼睛，他为儿子的不幸而悲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仇恨凶手，甚至对凶手怀着某种歉疚。

　　田延豹被押走后，费新吾陪教授到岛上开了一间房间，他想尽量劝慰这个被丧子之痛折磨的老人。谢教授沉默着，表情和步履都显得僵硬。等侍者退出房间，教授痛心地说：“都怪我啊，没有及早发现豹儿是个虐待狂症患者，以致酿成今天的惨剧。”

　　费新吾心中渐次升起复杂的情感：怜悯、鄙夷夹杂着愤恨，因为他十分清楚谢教授的这个开场白是什么动机。他冷淡地问：“谢豹飞仅仅是一个虐待狂？”

　　“对，美国是一个奇怪的社会，性虐狂和受虐狂比比皆是，他们在性高潮时会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怪诞举动。据统计，在满月之夜发病率会更高一些，昨天是满月之夜吧。但我没发现豹儿也受到社会习俗的毒害，我对他的教育一直是很严格的。”

　　费新吾已经不能抑制自己的鄙夷了，他冷冷地问：“你是想让我相信，他只是人类中的精神病人，与他体内嵌入的猎豹基因无关？”，谢教授一愣，苦笑道：“当然无关，你不会相信这一套吧，一段控制肌肉发育的基因竟然能影响人性？”

　　费新吾大声说：“我为什么不相信？什么是人性或兽性？归根结蒂，它是一种思维运动，是由一套指令引发的一系列电化学反应，它必然基于一定的物质结构。人性的形成当然与后天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同样与遗传密切有关。早在20世纪末，科学家就发现有xyy基因的男子比具有xy正常基因的男子易于犯罪，常常杀死妓女，在公共场合暴露生殖器；还发现人类11号染色体上的d4dr基因有调节多巴胺的功能，从而影响性格，d4dr较长的人常常追求冒险和刺激。其实，人体的所有基因与人性都有联系，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你会不了解这些发现？你真的相信猎豹的嵌入基因丝毫不影响人性？如果基因不影响性格，那么请你告诉我，猎豹的残忍和兔子的温顺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因为它们在神学院礼仪学校的成绩不同吗？”

　　这些锋利的诘问使教授的精神突然崩溃了。即使最冷静最客观的科学家也难免不受偏见的蒙蔽，这次，他的偏见只是缘于一个事实：他的研究成果恰恰是他的儿子。他没有反驳，低下头，颤巍巍地回到自己的卧室。第二天一早，费新吾就从这家旅馆搬走了，他不愿再同这位自私的教授住在一起，而且在那之后一直没有同谢教授接触。这会儿，费新吾盯着旁听席上的空座位，心中还在鄙夷地想，对于谢教授来说，无论是儿子的横死还是田歌的不幸，在他心目中都没有占重要位置，他关心的是他的科学发现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国家特派检查官柯斯马斯坐上原告席，他看见被告辩护人雅库里斯坐在被告旁边，便向这位熟人点头示意。雅库里斯律师今年50岁，相貌普通，像一只沉默的老海龟，但柯斯马斯深知他的份量。这个老家伙头脑异常清醒，反应极为敏锐。只要一走上法庭，他就会进入极佳的竞技状态，发言有时雄辩，有时委婉，像一个琴手那样熟练地拨弄着听众和陪审团的情感之弦。还有一条是最令人担心的：雅库里斯接手案件时有严格的选择，他向来只接那些能够取胜的（至少按他的估计如此）业务，而这次，听说是他主动表示愿当被告的律师。

　　不过，柯斯马斯不相信这次他会取胜。这个案件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那个中国人的罪行毫无疑义，最多只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其实，柯斯马斯知道的并不确切，雅库里斯并不是主动担当辩护律师。一个月前，费新吾拜访了他的律师事务所。那时，雅库里斯已通过新闻报道相当详细地了解了本案的案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来客。费新吾直截了当地说：“希望我的拜访没有打扰你，我想请你担任本案的辩护律师。我知道，只有借故依靠你的才华才能把田延豹解救出来。”

　　雅库里斯为他斟上咖啡，抱歉地说：

　　“很对不起。我非常同情田歌小姐和为她复仇的田先生，但是，本案的脉络太清楚了，它甚至是在警察的眼前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律师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许我能使死刑减判为无期，甚至改为20年徒刑，这肯定是最佳的结果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意味着失败。

　　你知道……”

　　费新吾失望地走了。那天他没敢去拘留所看望田延豹，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夜里，夏秋君打来电话，她嚎啕大哭着：“老费，你要想办法救救他，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我们在家里尽量凑钱……”费新吾惟有苦笑，她以为送两瓶茅台就能减刑吗？但他很同情这个女人，她发自内心的痛苦使费新吾对她的印象改善了。田歌父亲在电话中说，妻子中风后，他不能来雅典，只好一切托付给你了。

　　他知道这个托付的重量，挂了电话，在床上辗转难眠。从雅库里斯律师的态度就可看出此案的结局，田延豹真的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吗？

　　他在绝望中意外地获得一线生机。凌晨，一个陌生人从美国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打来电话，他说，他是埃迪·金斯教授，也许费新吾在罗伯特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对，常听罗伯特谈起你。”

　　“我通过罗伯特一直在关注着那件案子的进展，我想，也许我能对你提供一些帮助。我准备近期赶到雅典。”

　　费新吾虽然不大相信他能提供什么帮助——现在需要的是律师而不是生物学家——他仍然真诚地表示了感谢，但他清楚田家难以负担这位金斯先生的旅途花费。金斯先生猜到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这次旅行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坦率地说，我主动参与此事有自己的目的。正像我对罗伯特多次说过的那样，我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应该有最大程度的透明度。我想借这个机会，让它彻底暴露在新闻界的聚光灯下，从而让生物学家圈外的民众和政治家们了解它的重要性。好了，见面再详谈吧。”

　　金斯先生十分守信，第三天就赶到了雅典。费新吾在机场接到了这位衣着随意、胡须浓密的美国佬，很快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他们详细地讨论了金斯先生的方案，下午两人一块儿来到雅库里斯的律师事务所。费新吾对律师说：“我知道你对接案有严格的选择，也知道凡是你接手辩护的案子，几乎没有败诉的。我正是冲着你的名声来的，希望这次诉讼成为你的又一次胜利。”

　　雅库里斯笑着摇摇头：“不可能的。费先生，你上次来时我已经说过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毕竟现在不是推崇血亲复仇的时代了。”

　　费新吾微笑道：“我知道，但我这次带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也许它能改变审判结果。这是我和这位埃迪·金斯教授共同商定的。雅库里斯先生，你是否可以拨冗一听呢。”

　　雅库里斯笑着，叉着双臂，抱着“故妄听之”的态度听金斯讲下去。不过听完后他改变了看法，他沉思着说：“你们的建议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它的份量已值得我冒一次险了。好吧，你们赢了，我决定接手这桩案子。”

　　在那之后，他们到监狱里探访了田延豹。直到此刻，田延豹仍不愿接受辩护：“谢谢你，老费，也谢谢这位金斯先生和律师雅库里斯先生，但我不需要。我杀了人，理应偿命。我对自己的举动一点也不后悔。”

　　他的脸色略显苍白，但非常平静，衣冠也很整洁，不像一个在押的犯人。雅库里斯在接受建议后便进入了角色，耐心地劝他：“你不能放弃希望。我与费先生商量了案情，觉得胜算还是很大的。”

　　“对的，雅库里斯先生答应作你的辩护人，这本身就意味着胜诉。”

　　田延豹仍平静地摇头，费新吾火了，声色俱厉地说：“不要糊涂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真实思想？你认为是自己的疏忽断送了堂妹的性命，你想以死来赎罪。告诉你，这是懦弱，是自私！你还有82岁的老娘，有妻子和年幼的牛牛，为了他们，你必须活下去！”

　　田延豹最终被说服了。现在，雅库里斯朝旁边的田延豹点点头，低声说：“我们会成功的！”

　　书记员喊了一声：“肃静！”两名穿法衣的法官和一名庭长依次走进来，在法官席上就坐，宣布审判开始。

　　柯斯马斯首先宣读起诉书，概述了此案的脉络，然后说：“这是一个连环案，第一个被害人是纯洁美丽的田歌小姐，她挚爱着自己的恋人，却仅仅因为守护自己的处女宝就惨遭不幸，她激起我们深深的同情和对凶手的愤慨。但这并不是说田先生就能代替法律行施惩罚，血亲复仇的风俗在文明社会早已废弃了。因此，尽管我们对田先生的激愤和冲动抱有同情，仍不得不把他作为预谋杀人犯送上法庭。”

　　柯斯马斯坐下后，雅库里斯神色冷静地走向陪审团，作了一次极短的陈述：“我的委托人杀死谢豹飞是在两名警察的注视下进行的，他们都有清晰的证言，我的委托人对此也供认不讳。实际上，”他苦笑道，“田先生曾执意不让我为他辩护，他说他为田歌报了仇，可以安心赴死了。是他的朋友费新吾先生强迫他改变了主意，费先生说尽管你不惧怕死亡，你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在盼着你回去！…法官先生陪审员先生，我的陈述完了……”

　　他突兀地结束了发言，把两个亲人的“盼望”留给陪审员。

　　柯斯马斯开始询问证人，警官提奥多里斯第一个作证，他详细追述了当时的过程。柯斯马斯追问：“看过田歌小姐的遗体后，被告的表情是否很平静？”

　　“对，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平静只是一种假象。”

　　“他在要求见凶手谢豹飞时，是否曾说过：放心，我不会冲动，我想以同行的身份同他谈谈，以便妥善了解此事？”

　　“对。”

　　“也就是说，他曾经成功地使你相信，他绝不会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在这种情形下你才放他去见鲍菲·谢，对吗？”

　　“是的，我并不想因失察而受上司处分。”

　　柯斯马斯已在公众中成功地立起“预谋杀人”而不是“冲动杀人”的印象，他说：“我的询问完了。”

　　律师雅库里斯慢慢走到证人面前：

　　“警官先生，被告在杀死鲍菲·谢之前，曾与他有过简短的谈话，你能向法庭复述吗？”

　　提奥多里斯复述了两人当时的谈话，雅库里斯接着问：“那么，在田歌死后，他才第一次向世人承认，他也曾暗恋着漂亮的堂妹，但他用道德的力量约束了自己，仅是默默地守护着她，把爱情升华成悄悄的奉献，我说的对吗？”

　　“对。我们都很敬重他，即使他成了杀人犯之后。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人君子。”

　　雅库里斯叹道：“是的，一个有血性的正人君子。我正是为此才作他的免费辩护律师。

　　法官先生，我对这名证人的问题问完了。”

　　警官退场后，雅库里斯对法官说：“我想询问几个仅与田歌被杀有关而与鲍菲·谢被杀无关的证人。这是在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两起凶杀案，一桩案件的‘因’是另一桩案件的‘果’，因此我认为他们至少可以作为本案的间接证人。”

　　法官表示同意，按他的建议传来游艇上的女仆。

　　“请把你的姓名告诉法庭。”

　　“玛鲁娅·卡斯塔。”

　　“你的职业。”

　　“案发时我是田歌小姐和鲍菲·谢先生的仆人。”

　　“请问，依你的印象，他们两人彼此相爱吗？”

　　“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么美好的一对情侣，这艘昂贵的游艇就是谢先生送给田小姐的。

　　我真没有料到……”

　　“在七天的旅途中，他们发生过口角吗？”

　　“没有，他们总是依偎在一起，直到深夜才分开。”

　　“你是说，他们并没有睡在一起？”

　　“没有。律师先生，我十分佩服这位中国姑娘，她上船本决定把处女宝留到之夜再献给丈夫。她对我说过，正因为她太爱谢先生，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几天的情热中她始终能坚守这道防线，真不容易！”

　　“那么，案发的那天晚上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异常？”

　　“有那么一点。那晚谢先生似乎不高兴，表情比较沉闷，我曾发现他独自到餐厅去饮酒。田小姐一直亲切地抚慰着他。我想，”她略为犹豫，“谢先生那晚一定是被情欲折磨，这对一个强壮的男人是很正常的，但谢先生曾赞同田小姐的决定，不好食言。我想他一定是为此生闷气。”

　　听众中有轻微的嘈嘈声。律师继续问：

　　“后来呢？”

　　“后来我睡了，我的卧室离小姐不远。夜里我被惊醒，发现谢先生正在撕我的衣服。他完全是赤身裸体，而且……他的表情很奇特，就像是在梦游状态。法官先生，这不像是谢先生平素的为人。我想他一定是被欲火烧昏了头，我哀求他放开我，直到……我只好大声呼救。后来小姐和船长都来了，小姐很羞愧，喝住了谢先生，又把谢先生拉回自己的房间。”

　　“你是说，田歌小姐当时很羞愧？”

　　“对，她为谢先生的行为羞愧。”

　　“正像一个忠诚的妻子对待偶尔荒唐的丈夫。请往下讲。”

　　玛鲁娅详细地追述了当时的情形：“……我看见谢先生赤身伏在小姐身上，正歪着头亲吻。

　　我想，也许小姐最终顺应了男人的欲望，就赶紧悄悄退回去。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头，因为谢先生的姿势相当怪异。我忽然想到了有关豹人的报道，猛然联想到，”虽然已事隔多日，回忆到这儿时，她仍然不寒而栗，“他与其说是在亲吻，不如说是在咬啮小姐的脖子，就像猎豹咬紧羚羊那样！”

　　“你说他像什么？”

　　“像一头猎豹！”

　　听众席上泛起一波可以感受到的颤栗。雅库里斯点点头：“噢。”他转向陪审员，“验尸报告上说，死者田歌的喉咙上有清晰的牙樱证人玛鲁娅小姐，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他又转向法官，“我想提问加拿大温哥华皇家骑警队的警官道克·索恩先生，他在3年前曾处理过一起涉及死者鲍菲·谢的案子。”

　　柯斯马斯起身：“异议！我认为三年前的案子对本案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不是在讨论鲍菲·谢是否该杀，而是判定田延豹是否可以代替法律去杀人。”

　　雅库里斯心平气和地说：“恰恰相反，我并不想把鲍菲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凶犯。检查官先生，你完全不必担心我会设法挑动听众席上的愤怒。我只是想让法官和陪审员们了解，他在由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正如女仆玛鲁娅所描绘的那样——‘变成’一个虐待狂时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他是某种外在力量的牺牲品。可以吗？法官先生？”

　　庭长点点头：“准许提问。”

　　索恩警官回忆了当时对案情的处理，以及不久前妓女卡罗尔对凶犯的指认：“那次也是满月之夜，凶犯也是用牙齿使受害人窒息，但幸未死亡。据卡罗尔说，凶犯那时似乎处于梦游状态，他不能控制自己。”他结束了自己的证言，看看被告席上的田延豹，又补充道，“顺便说一句，非常巧合的是，田延豹先生那时恰恰是我的怀疑对象，因为他也在温哥华参赛。他的外貌同疑犯很相像，并且正好遭受了，”他斟酌着词句，“人生中最沉重的失败。事实证明我错了，在那种心理崩溃的状态下，他的道德约束仍自动起着作用。”

　　“谢谢你，索恩先生。”雅库里斯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书面证词，“这是鲍菲·谢的教练黄立均先生的证词，他因患中风不能前来作证。”

　　证言上说：“据训练日志记载，2001年8月18日，我与鲍菲·谢的确在温哥华观摩比赛。当夜鲍菲外出，第二天上午才回到下榻的旅馆。我早已察觉，鲍菲有时会精神失控，可惜我对他过于溺爱，没有追查下去。”

　　雅库里斯把证词交给法庭：“顺便指出，黄先生是在听到凶杀的消息后突患中风的。这次对他取证时，他仍然被良心上的自责所折磨。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由于本案的脉络十分简单，法庭辩论很快就结束了，检查官柯斯马斯收拾文件时，特意看看沉默的辩护人。今天这位名律师一直保持低调，当然，他成功地拨动了听众对凶手的同情之弦——但仅此而已，因为同情毕竟代替不了法律。看来，在雅库里斯的辩护生涯中，他要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了。

　　田延豹在离席时，面色平静地向熟人告别，当目光扫到检查官身上时，他同样微笑着点头示意。柯斯马斯也点头回礼，他很遗憾，虽然不得不履行职责，但从内心讲，他对这位正直血性的凶手满怀敬意。

　　第二天早上九点，法庭再次开庭。身穿黑色西服的谢可征教授蹒跚地走进来，坐到那个一直空着的位子上。他立即成了法庭中的焦点，很多人把目光转向他，窃窃私语着。但谢教授却在周围树起了冷漠之墙，高傲地微仰着头，半闭着眼睛，对周围的声音听而不闻。

　　法官宣布开庭后，雅库里斯同田延豹低声交谈几句，站起来要求作最后陈述。他慢慢走到场中，苦笑着说：“我想在座的所有人对被告的犯罪事实都没有疑问了。大家都同情他，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早在上个世纪，在廉价的人道主义思潮冲击下，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希腊却一直坚持着‘杀人偿命’的古老律条。认为这是希人的骄傲。自从人类步入文明，杀人一直是万罪之首，列于圣经的十戒之中。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杀死一只猪羊不是犯罪而杀人却是罪恶？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是不能证明的，是人类社会公认的一条公理，它植根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敬畏。没有这种敬畏，人类所有法律都失去了基础，人类的信仰将会出现大坍塌。所以，人类始终小心地守护着这一条善与恶的分界线。”

　　检查官惊奇地看着侃侃而谈的律师，心里挪揄地想，这位律师今天是否站错了位置？这番话应该是检查官去说才对头。雅库里斯大概猜到了他的心思，对他点点头，接着说下去：“所以，如果确认我的委托人杀了人——不管他的愤怒是多么正当——法律将给他以严厉的惩罚，我们，包括田先生的亲属、陪审员和听众，都将遗憾地接受这个判决。现在只余下一个小小的问题。”

　　他有意停顿下来，检查官立即竖起耳朵，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不仅是他，凡是了解雅库里斯其人的法官和陪审员也都竖起耳朵，看他会在庭辩的最后关头祭起什么法宝。在全场的寂静中，雅库里斯极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被告杀死的谢豹飞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庭内有一个刹那的停顿，紧接着是全场的骚动。检查官气愤地站起来，没等他开口，雅库里斯立即堵住他：“稍安毋燥，稍安毋燥。不错，在众人常识性的目光中，鲍菲·谢自然是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有人的五官，人的四肢，人的智力，说人的语言，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人的法律地位，口袋里揣着美国的公民证、驾驶证、信用卡、保险卡等一大堆能说明他身份的证件。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当他还是一颗受精卵时，他就被植入了非洲猎豹的基因片断。

　　关于这一点，如果谁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质询在座的证人谢可征教授。检查官先生，你有疑问吗？请你简单回答：有，还是没有。”

　　庭内的注意力没有指向检查官，而是全部转向谢可征，但谢教授仍是双眼微闭，浑似未闻。柯斯马斯不情愿地说：“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疑义，可是……”雅库里斯再次打断了他，顺着他的话意说下去：“可是你认为他的体内仅仅嵌有极少量的异种基因，只相当于人类基因的数万分之一，因此没人会怀疑他具有人的法律地位，对吧。那么，我想请博学的检查官先生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当人体内的异种基因超过多少才失去人的法律地位？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奥运会的百米亚军埃津瓦说得好，今天让一个嵌有万分之一猎豹基因的人参加百米赛跑，明天会不会牵来一只嵌有万分之一人类基因的四条腿的豹子？不，人类必须守住这条防线，半步也不能后退，那就是：只要体内嵌有哪怕是极微量的异种基因，这人就应视同非人！”

　　柯斯马斯不耐烦地应辩道：“恐怕律师先生离题太远了吧。我们是在辩论田延豹杀人案，并不是为鲍菲·谢的法律身份作出鉴定。那是美国警方的事。据我所知，世界上有不少人植入了猪的心脏，转基因山羊的肾脏。这些病人身上的异种成分并不在鲍菲之下，但并没有人对他们的‘人’的身份产生怀疑。还有试管婴儿哩，可以说，这种繁衍生命的方式是违背上帝意愿的，科学界和宗教界都曾强烈反对，罗马教庭的反对态度至今不变。但反对归反对，世界上已有50万试管婴儿降临于世，年龄最大的已经27岁，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享受着正常人的权利，从没有人敢说他们不具有人的身份。雅库里斯先生是否认为这些人——身上嵌有异种成分的或使用非自然生殖方式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你敢对这几十万人说这句话吗？”

　　在柯斯马斯咄咄逼人的追问下，雅库里斯从容地微微一笑：“检查官先生想激起这50万人的仇恨歇斯底里吗？我不会上当的。我说的‘非人’不包括这些人，请注意，你说的都是病人，他们是先成为病人而后才植入异种组织。但鲍菲·谢却是一个正常人，是植入异种基因后才变成不正常的人。这二者完全不同。”

　　柯斯马斯皱起眉头：“我无法辨析你所说的精微字义，我想法官和陪审员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三位法官和十名陪审员都认真聆听着，但他们确实显得茫然和不耐烦。雅库里斯转向法官：“法官大人，请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精雕细刻，因为它正是本案关键所在。我已经请来了生物学界的权威之一，相信他言简意赅的证词能使诸位很快拂去疑云。”

　　庭长略略犹豫，点头说：“可以询问。”

　　满脸胡子的埃迪·金斯走上证人席，依惯例发了誓。律师说：“请向法庭说出你的名字和职业。”

　　“埃迪·金斯，美国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的遗传学家。顺便说一句——我知道某些记者对此一定感兴趣的——我是死者鲍菲·谢的父亲谢可征先生的同事和继任者。”

　　听众们对这个细节果然很感兴趣（这是否预示着同室相戕？），嗡嗡的议论声不绝于耳，谢教授冷然不为所动。费新吾的神色平静，但心中不免忐忑不安。庭辩的策略是雅库里斯、金斯和他共同商定的，它能不能取得最终成功？现在已到关键时刻了。

　　雅库里斯说：“刚才我所说的‘病人与常人的区别’，你能向法庭解释清楚，请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来讲，要知道，这儿的听众都不是科学家。”

　　“好的，我尽量做到这一点。”金斯简洁地说，“上帝曾认为，自他创造了人以后，人就是一成不变的。我想在科学昌明的21世纪，上帝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人类的异化一直在进行着，从未间断。我们且不看从猿到人那种‘自然的’异化过程，只看看‘人为的’异化过程吧。从安装假牙、柳枝接骨起，这个异化就已经开始。现在，人类的异化早已不是涓涓细流，而是横流的山洪了。诸如更换动物器官、用基因手术治疗遗传并试管婴儿、克隆人等，这些势头凶猛的异化使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但是，‘幸亏’此前的异化手段都是为病人使用的，其目的是为了让病人恢复正常人状态，使他们享受上帝赐予众生的权利。极而言之，当这种种异化过程发展到极点，也不过是用‘非自然’方法来尽量模拟一个‘自然’的人。换句话说，这种手段只是为了更正上帝在工作中难免出现的疏漏，并未违背上帝的意愿。我的讲解，诸位是否都听明白了？”

　　法官和陪审员们都点点头。金斯继续讲下去：“上述的例证中，也许克隆人算得上是半个例外，它不是使用在病人身上，而是用正常人来复制正常人。不过，我们姑且把克隆人也归到上述类型中吧。问题是，趾高气扬的科学家们决不会到此止步，他们还想比上帝作得更好。大家是否记得上个世纪末发明的电子视力？科学家把电子眼装到盲人身上，再把光信号送到盲人尚未受损的视神经上，于是病人就有了简单的视力。这种电子眼与人眼相比太简陋了，它仍然是一种‘补足’而不是改进，但是，它能很方便地加以调整，使此人具有红外视力、紫外视力甚至透视力。从这方面说，它已经不是补足而是改进了。于是，这项技术就成了人类大坝上的第一条微裂纹。此后，对人类的改良工作就难以制止了，其中，谢教授的基因嵌接术是最伟大的里程碑式的成功。他能在26年前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得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敬佩——当然仅仅从技术的角度。”

　　谢教授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记者们忙碌地记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