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 第21部分阅读

    　　关于中国战后的对外关系，我坚信将出现一种各民族间的友爱、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全新气氛，一种中国通过自己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赢得的新气氛。实际上，中国将结束自19世纪与西方关系密切之后所打的第一次胜仗。这是本世纪唯一的一次没有丧失尊严的战争。不过，正如日本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失败者，中国同样也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胜利者，眨巴着眼睛、步履踉跄、衣衫褴楼、气喘吁吁地欢呼胜利。可以肯定，这里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欢欣，一种保住了国土不受敌人霸占的喜悦。但是，在被毁坏的耶路撒冷的废墟上，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城市。胜利的欢欣与民族解放的喜悦多少会被借债的必要而冲淡。伟大的民主国家们将会运用经济这一武器，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届时，肮脏的钞票将会成为远东国际友谊最大的纽带。

　　那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将会十分有趣而值得一观。但从总体看，我必须说，双方的态度都将更为健康。在中国方面将会有一种重新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同时被中国人传统的理智和克制以及所讲的借债的必要所冲谈一些。在外国人方面，将会有一种热望保持旧日某种特权的态度，同时也被一种真挚的友好所冲淡。中国为她自己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民主国家们为太平洋对手的衰弱而对中国感激不尽，双方都将充满了宽宏大量的精神，因为幸福和感恩的人们有资本宽宏大量。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也是不可避免地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而战。她势将改变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力量平衡。中国和日本被迫进入财政崩溃的境地，也会造成一种新的形势，那就是英、法、美和苏联的渔利。

　　我不敢苟同于中国外交官所谓中国是为神圣盟约的原则而战的观点；中国是在为比这更基本的东西而战，即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在这10年中，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力量，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为正义的神圣原则或盟约的尊严而战；所以，为什么要期待冥顽不化的中国异教徒为一种理想化的原则而战呢？更何况据我所知，这种理想化的原则并不存在，除非在天堂；但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堂谁也没见过。如果傻里傻气的中国人一开始就为白里安－凯洛格条约或《华盛顿条约》的神圣性而战，并在几个月里就发现其他签约国家使我们失望，难道他们会继续战斗而不尽早放弃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吗？

　　尽管我不同意关于中国加入这场战争的动机的说法，但我并不否认它实际上的含义和结果。不管中国愿意与否，她都将单枪匹马地作战，不仅为神圣盟约的道义，而且也为全体太平洋力量所热切渴望的许多东西而战。事实上，中国如果说不是出于本意，将为防止东方丧心病狂的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而战，她将为摧毁一个潜在的下一次欧洲战争中德国与意大利的强有力的同盟而战。她将战斗并挫败可怕而庞大的日本土地上帝国产生的可能性。否则，这样一个帝国会用它永不枯竭的人力物力威胁世界和平和国际贸易。事实上，她将为保护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而战。这些美国人一年前还迫切希望把棉花卖给日本，好永远搞垮日本的棉花贸易。她将阻止日本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自足的强国。她将有效地阻止日本向菲律宾、印度支那、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推进。一言以蔽之，她将不无讥讽地为反对“亚洲人之亚洲”这一主张的实现而战，并把世界从真正的“黄祸”中拯救出来，这种“黄祸”正在对全世界进行着军事和商业的侵略。她也将阻止日本的疯狂排外和排斥白种人的情绪，她将削弱并拖垮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对手，并且打败一个战争期间无恶不作，据我所知最受美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民族。她将会顺便为美国人民节约几百万美元的重新装备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民主力量在战后以感激和慷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原因。民主力量决不愿意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大打出手，他们将会高兴地发现门户还开着。因而，他们对门内的主人至少要更客气一些。

　　主人会同样地客气吗？他们会不得不这样做的。西方外交官们的谈话会充满“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等等溢美之辞，中国人也会以一些漂亮的废话作答。但要紧的是，他们将会上门借钱给你，而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的主人也非常想去借。不起眼的中国贸易，不值得外国人为之争斗的贸易，将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非常赚钱的买卖。一群群迷失了方向的中国士兵和年轻好斗的党人，不可能学日本的样子，时时地对外国人蛮横逞凶来宣泄他们新发现的自豪感。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遇事忍耐的品质又会出现。可以相信，蒋介石会制止任何对有财力的借贷者的粗鲁行为。至少中国人不会用机枪扫射英国大使的轿车，不会击沉扬子江上的美英炮舰，不会用脚去踏穿着紧身短衬裤的美国妇女，不会打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耳光，不会把美国国旗扯下来扔进黄浦江，不会用刺刀去刺保护中国妇女的法国牧师，不会要求外国记者在上海外白渡桥中国警卫面前扔掉手中的香烟，尽管人们期望中国人会做出这些粗暴无礼的排外主义和反欧主义的行为，但即使“义和拳”也没有完全做到。1900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已成为一种敌视中国的一成不变的标签，并为西方公众所接受，这些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近40年来中国人的民族骄傲已经被彻底摧毁，这种荣誉已经传给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齐格菲1、裘利斯·凯撒（！）和太阳女神的后代们。

　　『1齐格菲（siegfried），一译为西格夫里特，德国十三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相传以龙血沐浴后，全身刀枪不入。』

　　此外，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人降临此世，造物主必定会赋予他一定量的人类憎恶。这个数额因人而异，但不能超过他的心理负荷。只有那些心理变态的个人或民族才会恨所有的人，中国人幸好心理十分健全。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憎恨全部花在日本人身上了，实在就没剩多少憎恨去恨别人——无论是白种人、黑人还是褐色人种，我相信现在中国人就总体而言都认为日本人是十足的魔鬼，相比之下，便认为其他民族起码是他们的同类。难民营里的白人医生、护士以及传教女士的工作使这种对比更趋明显。那些曾经在东方受到毁谤的白人侨民在这次战争中至少已经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们是为了他们国内的美国商人的利益而工作，但这些商人却在咒骂他们，要他们撤出中国。哦，西方人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受宠若惊这种伟大高尚的感恩戴德的品质吗？美国红十字会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他们原本可以给予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孤儿们以同情，可以为将来美国的在华贸易赢得中国成千上万人的友善。这种疏忽是无可原谅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国医生和护士在各地护理中国妇女儿童的情景，在中国人心目中本来可以构成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而不是现在这样为数不多、孤零零的几个形象。但是，日本决不会要美国红十字会插手它在东方的事务。因此，我只是推测，而不作解释，对这种公认的失误作解释不是我的责任。据我所知，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济中国，正“准备接受捐献”，不过，当积极活跃的美国精神变为消极被动，且什么事也不乐意干的时候，我就知道准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些差错。

　　然而，事实上中国将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与日本作战，并在他们的干预下实现和平，尽管中国是单枪匹马地和日本打仗。这会有助于减轻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不少痛苦和幻灭感，这些都是由于西方列强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内未能履行条约赋予他们的义务而造成的。可是，随着这场战争的进程，随着日本和西方贸易利益的冲突，由于日本向华南推进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明朗化，中国抵抗不会失败，日本无法胜利，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援助也会日趋重要。由于日本在逐渐衰败下去，英美的态度也会逐渐强硬起来。无形的联合抵制，严格地控制日本信贷，禁运物质，经济上的报复行为，官方的举动，都将逐步升级，直到主动干预的时机到来。这种反应自然会促进中外友善。一般的结果是，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租界将会很快被废除，而《华盛顿公约》的伟大原则将得到维护，中国将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自1937年7月由于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的民族复兴和重建。

　　中国的内部政体将会由国共两党的争斗，或者说由蒋介石与八路军将领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引出一个折衷的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遇事忍耐的宽广基础，将会促成一个介于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折衷，将产生一个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广泛深入的斗争中，中国将倾向于民主主义。

　　极大的可能是倾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但这种独裁又有别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模式的集权主义。蒋介石的个人声望通过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无畏而英明的领导将变得十分震耳，因而他将领导一群庞大的追随者并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将不仅仅是印度的甘地那样的道德上的独裁者。他没有抛弃，并且将来也不会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但是他将以中国的方式控制整个中国政府，双手紧握军事、财政和政治大权，在中国民主政体的框架中取得实际上的个人统治。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重振所面临的紧急问题同样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你会听到许多关于“三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的说法。中国的环境和民族传统不会允许蒋介石宣布自己为中国的“独裁者”，而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一个人没有那样的头衔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领袖，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1。蒋介石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质，比如他太狡黠，太中国式，使他不可能去搞独裁。事实上，他的手腕要比他早年决意夺权时老练成熟得多。独裁统治毕竟只是政府的一种极端形式，而中国人是何其痛恨极端！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支持法西斯主义或独裁统治；而蒋介石周围将是这样一些反对独裁的人，他要同他们一道工作。他的权势已如此显赫，他没有必要去违抗民意，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动摇自己的领导。

　　『1马萨里克（t。 g。 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28～1935）。』

　　另一方面，共产党青年和八路军领导的力量正在增长。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伍活动范围的扩大，左翼人士将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势，并将强大到足以让蒋介石注意他们的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也会变得中国化、老练和狡黠起来，并避免走极端，而是致力于妥协和解吗？答案是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地做了。知晓朱德和毛泽东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绝不是狂热分子。他们宣布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重新建设时期都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一宣布意义重大，而且共产党领导人从不食言。就今天所处的形势而言，左翼人士已经放弃他们那独特的没收地主财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采取民主的立场，打算以一个合法政党的身份，在民主体制下开展工作。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已经认识到蒋介石的领导对中国这代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领导。他们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上，自然会赞成反对党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权利——换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也是他们一贯明确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的存在才会阻止国民党步步陷入一党统治，这个团体会变得非常强大而不可忽视。他们的游击队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赢得了一半的战争，所以人们都不会容忍蒋介石发起另一场反共运动，而蒋介石则太聪明了，他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左翼集团将形成一股健康的势力，以保证民主政体和机制不受任何一党专制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将变成一种能代表普通百姓、农民、劳工的力量，强迫国民党重视乡村的重新建设，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将通过战争给农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训练和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民武装起来，教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战争。乡村组织机构内部将会发生一个变化，他们将学到，政府是服务于大众的机构，而不同于旧的官场。游击区乡村人民的政治素质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这些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中国民主政体的基石。我们即将看到的逐渐在中华民国形成的这种民主体制，将有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正如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同于英法一样。中国人知道如何制订各项制度以适应自身特点以及思考方式。人们无法事先言中政府将采取何种形式，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机构，各种代表制度都有何权利等等。用任何一个西方的模式来判断中国民主的进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肤浅的。与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来，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体制不堕落到财阀统治。因此，即使是美国宪法也必须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人类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我们必须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与民主自身作为目的这二者区分开来，必须把民主的机构与民主的精神区分开来。在中国，西方的民主机构将与古老的民主精神结合起来，这种精神与中国一样古老。民主政府的机构将是新的，而人类自由、宽厚、民主，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己任，这些观点广泛的基础却与《孟子》和《书经》这些最古老的孔学五经一样的古老。这也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一佯古老：根据《书经》所述，一个朝代当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对人民施行暴政，它就会失去委托的权利，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所以在中国，共和政府的新机构将是这种新民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甚至也许会有高尚体面的中国绅士毫不谦虚地叫他们的选民选他，所有的候选人将会忘记一旦当选，他们会多么不称职。我真害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27年里，我从未看到此类事情的发生。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幕后的操纵和私下的贿赂而成功的。做得既体面又高尚。中国的议员很可能仍是被三顾茅庐之后才肯去任职，去“精忠报国”。然而，除了那些知识学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为伟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员之外，人们看到今天“参政会”中有来自各阶层的代表。这个议会在战争开始后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将政府还给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农民和劳工的代表在议会中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所有那些游说、党派政治和捞取选票时的丑恶特征以及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权利的深刻教训，中国人民都将慢慢学到。

　　然后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觉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公众舆论。战争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斗中来，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强并深化这个有组织的公共舆论。民主，归根结蒂也要依靠这种舆论。在宪法的指导下，现代的公众舆论，比起过去老百姓赖以向皇帝申诉的什么“民声”、“言路”等等会得到更好的组织和保护，而这种“民声”、“言路”则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廉洁政府向人民“开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执行下去，将会使人们的心理和公众态度有根本改变，并使消极冷漠的中国人转变成在社会和政治上都积极上进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国人“冷漠”的根源时特地指出来的那样。坦率他说，4万万温顺的中国人学着“趾高气扬”和“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惧。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国哲学家会理智地防止这个民族不加思索地闯入行为和意识上的极端。自由主义不会在西方消亡，也不会在中国消亡。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毕竟中国人的人道主义和理智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得蒋介石不像欧洲的独裁者那样地独裁，这种精神又保证了专制制度的秩序。秘密警察一旦用之于中国人民，便注定要失败。正是这种精神削弱了古老的、专横的君主统治，使中国人不可能视皇帝为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个朝代里我们已经砍下了不少君王的脑袋，这使我们无法相信他们是神话中太阳女神的后裔。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赋予诸神以人性，同他们开玩笑，认为神也是通人性情理的，即使神也不会太神。公元5世纪的一个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个农夫和雷神的争论。当雷神的霹雳快要击到他时，他把雷神说服了。原来雷神并不知道实情，上了蛇精的当，对农夫产生了偏见。是蛇精吃掉了农夫饭篮里的食物——一个十分憨厚勤恳的农夫的饭篮——然后那蛇精才被农夫打败的。雷神认为自己“无理”，就转而将蛇精击死在洞穴里。正是这种精神便使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政治学教授说了句“皇帝是国家的器官而非国家本身”就去迫害他，像发生在东京的事情那样。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的君王们被夺去了皇冠，中国的暴君被推翻，中国的英雄被拉下了马。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人在看到在267万3千平方英里的满洲1让给日本之后日本人“不通情理”，仍然贪得无厌，他们才终于被迫奋起作战，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起而谴责纳粹德国政权迫害那些没有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并且强迫他们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乱负责，赔偿损失。这种精神也使得中国人怀疑欧洲文明是否还存在。

　　『1原文如此。此处林以“满洲”代指“日本占领区”。』

　　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与幽默感和平衡感有关，并会排除各种各样的狂热。中国的文明、个人和公众生活过去都以这种理性为基础。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必将消除一切狂热，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东西。

　　1935年版《收场语》

　　中华民国的真相

　　（下列文字不能误解作诽谤国民政府，不过欲表明政府当前的艰巨工作在前进过程中所不可不注意者。）

　　但是让我们正直他讲。汉学者倘欲把理想中的中国描绘出一幅画图是容易的，那是一个青花瓷器的中国，那瓷器碗上绘画着工致的人物，又可以是一幅绫轴的中国，轴上画着一个逸乐的文士闲坐松荫之下。一个汉学者很容易说：“假今日本征服中国至数世纪之久便将怎样？”一个中国人便不能说：“便将怎样？”因为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中国，不是青花瓷器或精致画轴上的中国，却是逼处于痛楚苦恼的中国，是一个面对着崩溃的帝国与文化的中国，是一个数万万人口的勤劳社会的中国，充满着工作与求生的欲望，反抗大水饥荒土匪绑票的奋斗，生活在杂乱的现状而毫无办法，骚扰而没有一定的方向，战祸频仍而不能改造环境，多行而寡信，行动而无目的，惨愁而无希望。一个人既生而为中国人，感觉到像亨姆莱脱（hamlet）那样喟叹；时代是那样纷乱，我们不幸生而负有拨乱诛暴之责。或如希伯来人的惨呼：“啊，上帝！要多长久啊？”这是一种失望的惨呼，不仅仅是性急，而是一种失望基于熟悉当代中国之内情者，固非外人所知也。

　　又如想象一幅全盛的“梦中的中国”，她的文学、哲学、艺术的中国，早晚他将临到对于现实中国的迷惑，或许经过长久而痛苦的思索，从过去要求现在的解答，从现在要求未来解答。发扬过去而绘画未来是容易的，检阅现在而冀获未来之光明与了解是困难的。因为在光荣的过去与可能的光荣的未来，二者之间，横亘着一个山谷，你要跨过它，必先下降然后上升。他需要坚强的现实主义而非稚态的信仰，较需要明眼的智慧，强如爱国的热情；因为爱国热情是廉价物品，它可以花几分钱一斤价购得之，盖即为新闻纸上的记载与衙门墙上的布告——无非是纸上空谈而已。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宁为太平狗，莫作乱世人。中国人人都愿意太平盛世做一条狗，可竟没有这般运气。因为我们生存于不安定的清醒的时代，缺乏对革命的信任心。盂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而现在人们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时代乐观的理想主义至1934年已让其地位于冷观主义与迷醒者，轻世肆志的冷嘲主义在一切报纸文字和私人谈话中都可见之。

　　慢慢地艰辛地体认出来，我们的变革愈多，而愈留滞原来的地位。政府制度虽变革，它的骨子仍不变革，那本质上的腐败、懦弱、无能，永久存留着，根本上是绝望了的。对于一般羡慕马哥孛罗（marco polo）所称道的中国之欧美人士——马哥孛罗称道的中国是那样庄严宏伟——那现实的中国将令之大吃一惊，而对于中国是失败的承认。慢慢地艰苦地人们将体认我们至今仍被统治于封建酋长的下面，那个得见韩复榘的开明专制政治的省份该是大大运气。他同时行使省长县长推事，陪审官和律师的职权，他随意鞭挞一个人而餽赠另一人以数百元大洋钿，根据他的直观的观相术，给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道与保护。于是突然觉察现在统治我们的是十几个伪装的专制君皇代替了一个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过在种族革命上获得了胜利，它不过粉碎了一个皇统，而剩留下一堆毁垣碎瓦和呛人的尘灰。有时人反愿意仍受专制帝皇的统治，而疑怪曾国藩当时平定太平军之后为什么不进军北京，恢复汉家天下，而且他当时欲图大计，易如反掌，也有人这样劝过他。但是曾国藩是道地的孔教徒，道德上取审慎态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谓篡逆之嫌。总是中国人民倒了霉！

　　徒然的懊丧。但是一个人生长在中国，临乎崩溃的前夕，怎还能因此徒然的懊丧而被非难呢？作者仍能回忆童年时代的中国，那时不见得是受着很好的统治，那是确实的，但它不失为一个太平的中国。满清政府的贪婪、腐败和无能，是与现在无异，而有些官吏贪心尤为厉害，但最坏的官吏还受弹劾，受监禁的处分，因为那时还有一种制度。也有好的督抚，也有坏的督抚，但他们是有教育的官吏，而不是啖大葱、破口骂人的军阀。也有好县令，也有坏县令，有几个为人民所爱戴，有几个使人民畏惧，但是那些越出了限度的，引起全城镇的罢市，此等案件乃上达于朝廷，而县令受到革职迁调或其他处分。是以虽说不完备，总有一个制度，总有相当赏罚，时势总还太平。那时没有内战，土匪不致十分猖撅，你可以安安全全从这一省旅行到那一省。

　　因为老的中国不是像今日那样的混乱。捐税的征收虽非基于人民的同意，它却基于习俗与惯例，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农人们很熟悉春秋二忙所应缴付的一切。那时候还未闻有所谓棺材捐、花轿捐（福建南部）和交猪捐、产猪捐、小猪捐、猪槽捐、称猪捐、宰猪捐、猪肉捐、猪粪捐。（上述名目行于汕头、汉口）尚未闻有仁义捐、公益捐，而农人之不种鸦片者处以懒税。那时的农夫还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税款像有些江北农夫的命运；他们也不致被军人阻止收获，以为不付新税之报复，像广东番禺县县长于1934年秋尝禁止之。人民不致预缴30年后的赋税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们不致负担30倍于正税额之田赋附加，如江西曾经一度实现者。农夫不致被迫缴付税款超过所有的资产，因而被捕入狱，以追现款，鞭挞之声，达于户外，惨呼彻夜而不息，如今日陕西农夫然。中国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国家，而她的贫苦的人民，被卷于暴力的漩流中，不自明了，却是出其不屈不挠的勤勉辛劳而容忍的一切，最后终能克服困难。等到他们的最后一文钱被榨取掉，让他们流为乞丐。工作与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厉地涌进，但仍保持很高兴的心情，而因为他们的老实，因为他们的和气，上帝将永远爱他们。

　　因为失却了民族自信心，失却了一切约束，一切礼容，失却了理智的平衡，好像有一种预见凶兆，人们的愚恶本性乃放逸纵肆，使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他的目的将在买一座洋房买一辆汽车安安逸逸躲住在租界里并存巨额存款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疯狂了，好像北平高级官吏和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国宝，直等到把它们出售给最高出价人化成现款而饱入私囊，然后经人告发，仍能避居一处而拒绝法院的传讯。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疯狂了，好像一个军阀丧失了热河全省并未一加抵抗，却用200辆军用车载去自己的小老婆和私产，然卒蒙中央政府的宽宥。多少军官吃了败仗，掼掉他们的军火，倒是先小心地载走大量鸦片，因为鸦片可以换黄金，仰仗黄金的魔力，仍能恢复他们的地位。农夫被迫种植鸦片以代米谷，用以维持低劣而不发饷的军队。一个著名的农业国家而不得不每年自外洋输入百数十万担米麦。在这一切疯狂中间，人民的利益首先直接受其影响，但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者，压迫者，说一声“否”字。当然政治机构一定有歪曲的地方而全民族大体上一定丧失了道德评价和是非意识。

　　明显得很，一种固定标准的制度业经崩溃，道德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古代中国有一种政治制度，也有一种道德制度，它们的标准适足以维持民族生命，不过到了今日，这种标准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祸害的影响反过于有利的效用。谁要收买忍耐？让他们到中国来，因为忍耐在这里是有求必应的。又有谁要收买温良谦让和其他基督教的群众道德，这些道德在基督教国家经过2000年的祈祷、唱圣诗、说教而尚未学得者？让这些人也到中国来，因为在拜偶像的中国此等基督教道德多如恒河沙数。因为前进速度的变迁笼罩上民族生命，我们现在已非生活于原始的太平、悠闲、谦让的全盛时代，而生活于一个忭急、拜金、自私的时代；一切温良、忍耐、谦逊曾美饰古代生活典型者，不能延缓却只加速崩溃。

　　好像这个民族不能自行调整而进至革新的世界，成为更健全更进取的人民，并要求一种新的伦理观察以适合生命进展的新速度。她已经丧失了民族精神，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这好像为新近的事情，而从此民族自信的丧失，她变成放纵暴躁，神经过敏，而说了做了许多愚拙的事情，好像一个寡欢的丈夫或一个老年人受着神经枯梗的痛苦。这个民族跳跃波动变迁于夸大妄与忧郁病二者之间，自很容易地变成歇私的里症了。这表显于一般知识阶级者，尤为明显，他们盖惯于发生神经兴奋作用，因为他们具有绝望的过分感觉，他的精神沉淀入永远消沉的状态中。有许多这样的文人学士深以祖国为耻，他们不满祖国的农夫和苦力，不满我们自己的习惯语言艺术文学，而很想用一个巨大的幕幅把整个中国遮盖起来，只让外人瞧见穿白领圈说英语的中国人像他们自己一样，至于普通人民仍旧忍受痛苦而过其原来的生活。

　　于是突然潜意识跃动到前面，统治阶级知道有些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将把国家沦入覆亡的深渊，他们乃转变而为道德家，一方面捧出救国的万应药膏。有几个主张救国之道在研究使用机关枪，有几个则主张俭约，穿芒鞋草履。另有几个主张跳舞救国，把西洋生活全盘地介绍过来，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货，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术以锻炼体格，另有人主张提倡世界语，提倡佛经，提倡复兴孔教经书，也有人主张把四书五经抛入毛厕坑中让它过30年。听听他们的讨论救国之道，宛似听了庸医在死人榻旁开一个榻前会议。它倘使不是那么可怜，便该是很幽默的。因为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应为废除军人干政，肃清贪污即为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且将有95％受刑事处分。二者对于他们自己都是可惜的，他们现在已变为道德提倡者，正宣扬着旧道德，这固与人无忤。骚动混乱的情形随处可见，一种骚动混乱属于精神的较甚于体质的，那是一种虚伪进步和虚伪爱国心的无方法的疯狂。政府的高级官吏一面发起喇嘛法会以祈祷救国，一面禁止传俗的龙舟竞赛，斥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设工作上切实地有所成就，却颇忙碌于制定男女的服装式样，因为在广西，发现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发现男子的袍子太长（因为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节省布匹），在山东，女子不许烫发，在河南的某些学校里，男子必须剃成光头，在浙江，禁止妇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领旗袍，而在北平则妇女不许蓄养雄犬并牵引过市。

　　一切这样的紊乱无足轻重的忙碌，这种疯狂的伪善，过分的粉饰和挂虑，似表现出一种愿望未经实现，表现出意志与体面的冲突。风俗和习惯，本为任何社会的主要骨干，在中国不复被重视；年长老辈不复受年轻者的尊敬，而青年过度严酷地批评前辈；一条深深的鸿沟存在于青年与长辈之间。文化为生活与思想系续的果实，至不甚理解，而批评为现代文化重要保护人，应该密切注视生命的长流，衰颓地偃卧于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种工作巨大过其力所能胜任者，而欣愉的高兴的情绪，本为中国的特色者，深自愧惭而掩藏着。一个人好像是营养不足，神经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着。

　　领袖人才的要求

　　当我驰想于此等紊乱的现状，此等卑劣与虚饰，觉得好像福音天使（gabriel）的问罗得（lot）：“中国的好人在哪里，而好人有多少呢？100个有没有？50个有没有？10个有没有？5个有没有？”假使天使来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是不是这些营养不足、半人格的残缺不全的标本，营营扰攘于无足轻重的琐事者，便是剩留于现代中国的全部人民，因是一个4万万人口的民族自沦于失却牧入的羊群生活？什么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惭形秽而隐匿的地方？不过我还记得好人在中国往往把自己躲藏起来，往往把自己躲藏于酒、女人、诗里面，或其情致较淡则归返自然而过其朴素生活。我于是又想中国的缺乏宪法保障，这个重大的事实怎样巨大地改变一般的人生观，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以人生哲学为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环境根据人生哲学而产生。而经由这个人生哲理的变迁，从主动的而为被动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设的努力因而丧失，而真实的进步又受其妨碍。

　　人在中国好像受外来的过误较甚于自身的犯罪，因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汉怎样在北宋末朝流为盗寇。因为他们是勇敢光明的盗寇，那些人不能勉为柔顺，而任侠，因为体质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为什么每个大诗人都纵酒归田以示其轻视社会之志，屈原怎样怨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捞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渊明怎样自足于白日掩荆扉、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又怎样伟大而正直的学者具有正确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贬斥的处分，苏东坡贬至黄州，韩愈贬至潮州，而柳宗元贬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伟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烦剧，退隐林泉之间而纵情吟咏；像袁中郎、袁枚、郑板桥，他们都视仕宦为畏途，而自甘于逸静生活，朝捧热粥而吸，夜伍虮虱而眠。我又想起当局势混乱之际，正直学者常被逮捕，他们的妻孥家属遭满门抄斩，如满清初叶枝连之惨祸。于是我方始明白他们需要佛教学说，这是他们一部分所赞成的，也需要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他们全部所赞成的。

　　于是我又纵观现代而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有许多好人他们不能为国家出力，因为人们的以其恶行加诸别人，而坏人以其恶行加于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朴素的棉袍子把自己伪装起来。但还有别的好人，不止是5个，不止是50个，却是千人万人数百万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忍着痛苦。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我们还刚刚在幼童时代。于是我将观察其原因，以谋获得一出路。

　　我将这问题更推进一步而问：为什么我们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幼稚？为什么数百万好人之中，那么缺少伟大领袖以领导国家脱离紊乱？这些可能的领袖是否遭了暗杀，感受了流行病，或则是中道夭亡？或则是否他们到了40岁已未老先衰；是否他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太强大，因而渐渐随波逐流腐化起来，转取消极放任态度，最后自归湮没像白居易诗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妇。那么那些中途夭折之辈倒是幸运儿，他们年纪轻轻死了，留下好的声名。但是历史看来不承认这样的说法；历史显示和孔子学说肯定：每当困难严重之际，那是伟大人物变更了国家的命运。但是我又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沉浮变迁，许多伟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归罪于制度或诿过于一种制度而非可责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辩证法来证明其为军阀政治的逻辑的结果。那很容易表明军阀都是好人，为不良环境之牺牲，受了他们自己地位之压迫，不得不加重税于人民自固其势力，他们的地位又太易于遭遇引诱，几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维新运动，他们经过同样的阶段，同样军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藤博文领导之下，卒能获得伟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说，日本的幅员小，那我们又可以归罪于我国领土之广大。于是我们又想起俄罗斯的榜样，挟有等埒半大洲的领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数为与中国相等的贫苦不识字的农民，布尔乔阶级同样的冷淡，上豪劣绅同样的腐败。但是这些老骨头还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罗斯摆脱了旧的骸壳而出现了形态簇新的国家，辉耀着新的希望与精神。于是我将说，呸！什么是唯物辩证法！

　　寻求原由常导人返求领袖人才，寻求刚毅而诚信的领袖人才，因为像孔子的见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