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 第2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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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外交家。』

　　『2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1，1872～1970），英国数学家及皙学家。』

　　『3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1889～1968），美国新闻记者，著有几种有关中国的著作。』

　　『4伍德海（h。 g。 bsp;中国人有时奇怪，为什么中国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险家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读读h。 b。 摩斯1的著作，检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们的传统是如何继承下来的，分析一下早期葡萄牙水手和现代的老中国通们在世界观上存在什么相似之处，他们的兴趣，他们选择细节的自然过程。是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促使他们漂洋过海，踏土地球的这个角落，是什么动机使他们过去直到现在还在陆续地到这个未开化的地方来呢？是黄金和投机冒险，黄金和冒险首先使哥伦布这个最大的航海冒险家去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路。

　　『1h。 b。 摩斯（h。 b。 morse，1855～1934），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著有《满清帝国的贸易和行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活动史》等。』

　　然后，我们就开始理解这个持续的过程，理解哥伦布－水手传统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有条不紊地继承下来的。我于是为中国感到难过，可惜不是我们人性的力量，而是我们的黄金，我们作为具有购买力的动物把西方人吸引到了这个远东海岸。是黄金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1所讲的“既预示幸福又预示灾难的女神”把西方人和中国人绑在一起，把他们扔进这个卑鄙龌龊的漩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纽带。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中国人便问英国人，既然你如此记恨中国，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而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租界。他们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英国人认为不值得让中国人去理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国人认为，让英国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着的事。

　　『1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作家。』

　　然而，中国人理解自己吗？他们是中国最好的讲解员吗？人们公认，自我认识是极难的事。尤其是需要对自己进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时更是如此。语言障碍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但中国悠久的历史却能使他颇费精神。她的艺术、哲学、诗歌、文学和戏剧之复杂很难使他钻进去，并加以清理，从而完美地理解和阐明这些问题。他的同胞，同一趟电车上的旅伴，现在正在控制着某省大权的者同学，也都使他难以理解，难以原谅。

　　可见，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外国观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现代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许中国人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种应有的冷静公正的态度。他的心中正在进行着一种乃至多种艰苦的斗争，其中有理想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争；有对祖先感到自豪而对外国人又感到羡慕的斗争，这也许是更为激烈的斗争。他的灵魂正在为这样一种斗争所撕裂：即两种对立的忠诚之间的斗争——对古老的中国的忠诚，一半出于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及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这种智慧渴望变革，渴望将所有那些腐败、堕落、干枯或者发霉的东西一扫而空。有时，这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斗争，产生于羞耻与自豪之间，对自己的家庭忠贞不渝，而对家庭的现状又感到不满和惭愧。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时，他的宗族自豪感占了上风，而在正常的自豪感与极端的保守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有时他的羞耻的本能占了上风，而在诚心改革的愿望与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和现代拜金主义之间，距离又是那么小。要想避免这两种极端，实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么，将自豪感与诚实改革的愿望结合起来的关键在哪里呢？既能欣赏，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结合绝非易事。因为这就要求我们对古老的文化进行一番打捞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传家宝一样。就是有古玩鉴赏家的眼光有时也不免看锗，他的手指也不免犹豫不决，不敢去捡出那应当捡出的东西。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有勇气，有一种罕见的诚实，还有那更为罕见的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的活跃头脑。

　　他与外国观察家相比，显然有独特的优越之处。他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他不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维。他知道在他的血管里汹涌奔腾着的是既有自豪也有耻辱的中国血。这种神秘中的神秘处在自己的生物化学结构之中，运载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承受着她所有的骄做与耻辱，荣耀与邪恶。看来，我们整理传家主的比喻并不全面，因为上述这些下意识的民族遗产都已融于中国人自身之中，成为他的组成部分。他可能已经学会玩英国足球，但他并不是真的爱好，他或许已学会羡慕美国人的高效率，但在内心里，却反对这种效率；他也许学会使用餐巾，但他讨厌这种东西；从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中。他听到了一种泛音，这是一种东方古老的民歌和田园诗的回声在诱惑他回到东方来。他昔心钻研了西方美好与难臻的东西。但他还是回到东方来了。在接近40岁时，他的东方血液将他战胜了。他看到父亲戴着中式丝绸瓜皮小帽的画像，便脱掉了西装，换上了中式长袍与便鞋。啊，多么舒服，既平和又舒但。在中式长袍与便鞋中，他的灵魂得到了慰藉。他再也不能够理解狗带项圈这类事情了。也奇怪，他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居然能容忍这种东西。他再也不踢足球了，而开始寻求中国式的修身之道。他漫步于桑田竹林之中，杨堤柳岸之上，做着自己的锻炼活动，这种活动甚至与英语中的“乡间散步”也有差异。这是东方式的漫步，于身心大有神益。他甚至讨厌“锻炼”这个词，为什么要锻炼呢？这是一个可笑的西方观念，甚至那些可受尊敬的人为一只球在运动场上互相追逐也是荒唐的，极端荒唐；更荒唐的是在大夏天运动以后，还要把自己裹在闷热的法兰绒和羊毛绒衣之中。为什么找这么许多麻烦，他想。他记得自己当年也是乐此不疲的，可他那时还年轻，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真的没有这个运动的冲动。不，他生来就是与此不同的，他生来是要叩头，要安静，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颈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时想，自己可能是一头猪，而西方人则是一条狗。狗喜欢咬弄猪，而猪则只是报之以哼哼，这甚至很可能是满意的哼哼。为什么不呢？他甚至想做一头猪，像一头真正的猪那样地舒服。他并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安静地一人呆在那里，狗不要去打扰他。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观察东西方文化的。这是唯一观察和理解东方文化的途径。他有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每每论及中国，他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忍耐、苦难、幸福、坚忍与刚毅。这是不受现代文明影响的生活。然而却丝毫不比现代文明生活逊色。同样伟大，同样高尚，同样谦逊，同样真挚。这样他真正地了解中国了。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观察中国的唯一方法，也是观察任何一个外国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异乎寻常人的道德价值，通过考察在表面英俊优雅的仪态之下真正的礼貌与谦恭程度，通过考察妇女奇装异服遮盖下的真正妇女特征与母亲气质，通过观察男孩子的调皮与女孩子浪漫的白日梦。男孩子的调皮，女孩子的梦想，儿童们的笑声，他们嗒嗒嗒的脚步声，妇女们的哭泣，男人们的忧伤——这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只有从男人们的忧伤与女人们的哭泣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民族之间所不同的仅仅是社会行为的方式，这是所有明智稳妥的国际批评的基础。

　　第一章 中国人

　　北方与南方

　　研究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或者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首先要认真研究那个时期的人，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提起衰亡的罗马时代，我们就会想起马库斯·奥里利厄斯1或者卢西恩2；提起中世纪，就会想到弗朗西斯·维龙3。于是，这些时代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亲切，变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约翰逊时代”这样的名词就比“十八世纪”对我们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回想起约翰逊4是怎样生活的，回想起他经常光顾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讨论问题的朋友们，这个时代才会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时代。也许约翰逊时代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学家或一个普通的伦敦人会同样使我们联想到这个时代。然而，普通伦敦人的意义可能并不大，因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无几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还是喝李普顿茶，这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然而，约翰逊抽烟，经常光顾18世纪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伟大人物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反映，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他们会影响自己所接触的事物，或者受其影响，他们有这种天才；他们也受到自己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受到所接触的妇女的影响。而这些对另一个缺乏天才的人却毫无触动。他们充分利用并享受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他们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东西，并且用最纤细、最有力、最敏锐的眼光对此作出反映。

　　『1马库斯·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年期间在位。』

　　『2卢西恩（lucian，约120～200），希腊自由思想家。』

　　『3弗朗西斯·维龙（francis villon，1431～1463），法国诗人。』

　　『4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辞典编纂者及作家。』

　　然而，分析研究一个国家时，又不能忽视普通人。古希腊人并不都是索福克勒斯1，伊丽莎白的英国也并非遍地都是培根2和莎士比亚。谈到希腊时，仅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里克利3和阿丝帕霞4，并不能得到对雅典人的正确印象。我们还应该经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儿子来作补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亲治家不力；还有阿里斯托芬5的戏剧所描写的人物，他们并不都是爱美的，不都是倾心于对真理的探索，而是经常喝醉酒，贪吃，爱吵架，贪污受贿，喜怒无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样。也许雅典人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正如伯里克利与阿丝帕霞能帮助我们理解雅典的伟大一样。他们这些人，作为个人无关宏旨，但作为一个集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过去时代的普通人也许现在很难描述出来，然而当代的普通人却不同，他们每天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谁是普通人？他是干什么的？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幸而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民族主义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有的不过是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也许正是多少世纪以来整个帝国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历史传统，相同的书面语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的“世界语”问题，以及相同的文化，这最后一点是多少世纪以来社会文明以其缓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渐渗入相对温和的土著居民之后的结果：这些共同点使中国获得了一种人类博爱的共同基础，这也正是现代欧洲所缺乏的。就是口头语言也不会造成欧洲人之间讲话那么大的困难。一个满洲人能够使云南人听懂自己在讲些什么，尽管有一些困难，这也实在是语言上的奇迹。这是经过缓慢的殖民化过程才获得的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字的书写系统这个民族团结的有形象征。

　　『1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5～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2培根（bacon，1561～1626），英国作家及哲学家。』

　　『3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将军，演说家。』

　　『4阿丝帕霞（aspasia，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名妓，曾为伯里克利的情妇。』

　　『5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8～前385），雅典诗人兼喜剧作家。』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时使我们忘记了种族差异，即血统差异的客观存在。这里，中国人这个抽象概念几乎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幅多种族的画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气与心理构成各异。只有当我们试图让一个南方出生的将军去领导北方的士兵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客观差异。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1，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1涿县，现在河北中北部。』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2：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2英语有一格言云：有规则就有例外。』

　　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在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竭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嗳——”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

　　在诗歌中，这种区别就更加明显了，尤其在公元4、5、6世纪。当时，北方中国第一次被鞑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这时，伤感的爱情诗在南朝盛行。许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种题材别致的爱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间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对比一下这些感伤的诗歌与北方新鲜、质朴的诗歌是很有启发的。南方佚名的诗人在这种很流行的小曲中唱道：

　　〖打杀长鸣鸡，弹去鸟臼鸟。

　　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另一首小曲唱道：

　　〖途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依时，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一种称作“词”的有独特风格的抒情诗发展起来了。其内容不外是妇女的深闺幽怨，红烛泪干，中意的胭脂、眉笔、丝绸、帏帐、珠帘朱栏，无可挽回的春天，清瘦的恋人，羸弱的心上人儿等等。写这种伤感的诗歌的人应该被写那种简短、质朴、直接描写北方荒凉风景而不加雕饰的诗歌的人所征服，这实在也是自然的事。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北方诗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个北方将领在遭到惨败之后，正是用这首诗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来，送上前线去战斗。我们再来看一首歌咏新买宝刀的诗歌，与南方的爱情诗歌作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姿；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涉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些诗歌也曾被胡适博士引用，来证明同一个主题。这样一些诗歌开阔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视野，使我们对构成中华民族的北方血统与南方血统的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一个具有2000多年叩头、室内生活、缺乏流行运动的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能够避免社会民族退化的命运，避免像埃及、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那样落后于人。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退化

　　“退化”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只能是相对而言。自从发明了抽水马桶和吸尘器，现代人在衡量别人的道德水准时总是看其清洁程度。认为狗甚至比人更文明，因为它每星期都沐浴一次，冬天还要戴上护肚。我曾听到过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说，中国农民过着“牲畜一样的生活”。他如果想拯救这些中国人，第一件事情看来就是给农民的茅屋及器具来一次全面消毒。

　　然而，不是污垢，而是对污垢的恐惧，才是人类退化的标志。依靠外部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身心健全程度是危险的。事实上，欧洲人生活在暖气烧碍过热的寓所里，乘豪华小轿车，其求生的本领，断然不如那些生活在又低又矮，未经消毒的茅屋里的中国农民。在孩子和野蛮人中自然存在的残酷本性也并非人类退化的标志。相反，退化的标志是对疼痛与苦难的畏惧。一条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为一位夫人的爱犬，被带着招摇过市，是一只退化了的狼。即使是杰克·邓姆普赛1式的魁梧，也不能用来证明赛场以外人类的荣耀。能用来证明的只能是人们工作与过幸福生活的本领。即使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动物，它的身体是一个更为敏感、复杂的有机体，有各种特异功能，有更优良的意志，这样一种动物也不见得就比人类更茁壮，更健康，因为要考虑的是它的生活能力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衡量其体格与精神健康与否，要看他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享受他的生活，看他对生活的适应力。

　　『1杰克·邓姆普赛（jack dempscy），美国拳击手，1919～1926年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即使我们单纯考虑身体现象，也可以明显看到几千年来文明生活影响的痕迹。中国人使自己适应了这样一种需要耐力、反抗力、被动力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他已经失去了一大部分征服与冒险的智力和体力，而这些都是他们原始丛林中祖先的特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发现它最好的用处是制造鞭炮，共他们的祖辈做生日用。这的确是中国人的幽默，完全象征着他们对发明的态度。就是说，发明要用于和平的目的。在艺术中，他们讲究精美而不讲究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在体格上失去了不少过去的活力，以至本能上变得圆滑起来；在哲学上，他们讲究合情合理，不讲究敢作敢为，这一点也许可以从中国人圆圆的下巴和没有定形的脸庞上看出一二。

　　除此之外，中国人蔑视体格上的勇猛，蔑视体育运动，普遍不喜欢艰苦的生活，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这些都与体力衰退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在电车上还是在职员会议上，欧洲人与中国人坐在一起时，你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资产阶级不卫生的生活方式，寓所烧得过热的暖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的斜肩与无精打采的眼神。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竞技场上，那些父母有一方是欧洲人的男孩子，明显与众不同。他们速度快、灵活、精力充沛，尽管他们在耐力竞赛时很少取胜，学术造诣从来也不如中国人。一位叫鲍罗廷1的人自吹在1927年的汉口国民政府中有相当的权力。这是因为这个精力旺盛的俄国人做着三倍于中国官员的工作。他可以游说中国领导人直至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以免被这位俄国人纠缠不休，而这位俄国人在他国内也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

　　『1鲍罗廷（michael borodin，1884～1952），苏联人。1922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的顾问，1925年在广州为国民政府最高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苏联。』

　　许多在上海的欧洲人奇怪，他们的中国朋友为什么往往中途退出他们的社交性谈话。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不能忍受这种长时间激烈的讨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这种讨论在用外语进行时，则尤其如此。在许多中国人与欧洲人组成的伙伴关系中，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商业关系，欧洲人总是看不惯中国人那种令人生厌的沾沾自喜。中国人则看不惯欧洲人那种坐立不安的坏脾气。中国人认为，美国爵士乐队指挥那副连裤管都在颤动的样子，以及欧洲旅客在轮船甲板上散步的模样，实在都是非常滑稽的。

　　除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中国领导人都不“像牲口那样工作”，而只是像文明人一样工作。他们认为，生活不值得人们付出那么多的劳动。假如蒋介石和宋子文最终都高人一头，那也是因为他们的耐力，他们做苦工的能力。宋子文在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时称自己像“牛一样壮”。他不像其他所有中国官员们那样，在离职的时候恬不知耻地宣称那是因为自己的糖尿病、肝硬化、神经衰弱等。我们可以为这些身体上、精神上的病患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囊括一所现代化医院所有科室所能处理的病患：肠胃功能紊乱，肾负担过重，神经崩溃，大脑功能失调，失去思维能力等等。官员们在政治上出了毛病的时候，就要公布这些身体上的毛病。当然，大部分病患倒也是真实的。

　　除了已故的孙逸仙以外，中国领导人并不经常读书与写作，尽管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让一位中国领导人写一部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书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迄今为止也还没有能够写出一部明显畅销的第一流的孙中山传，尽管这位伟人已故去将近10年。就是像样点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传记也还未曾见到。

　　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朋友一生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一个人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时，就要在合情合理这个道德品质上作文章。我们隔很长时间才能够出现一个司马迁、郑樵或顾炎武。这些人惊人的工作使我们联想到永远不知疲倦的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这就是两千多年的叩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结果。

　　对人们的头发与肌肤的研究，似乎也能说明千百年来室内生活的影响。中国人的胡须一般很少，有的极端缺乏，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刮脸刀有什么用处。男人的胸毛是不为人知的。女人唇上的茸毛在欧洲并不罕见，在中国却绝无仅有。据医学权威们透露，书本上也有记载，女阴无毛在中国妇女中绝非偶然。中国人皮肤的汗毛孔也比欧洲人细腻，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皮肤一般比欧洲妇女纤细，肌肉也较松弛。这是她们通过缠足的习惯有意培养成的理想模式。缠足自然另有其他方面的性吸引力。中国人显然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的。在广东的新丰，养鸡场的管理人员把鸡关在黑笼子里，永远不让出来，鸡在窝里没有多少活动余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新丰鸡，鲜嫩可口，名闻遐迩。皮肤的腺分泌液肯定也相应减少了，于是，中国人在解释为什么外国人有（想象中的）天天洗澡的习惯时说，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较强烈的气味。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失去了声音中洪亮、低沉、共鸣的特质。

　　据我所知，五官方面的情况，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但是，在耳朵和眼睛的使用方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出现了任何退化现象。中国人很讲究嗅觉器官，这从中国的烹调可窥一斑。下列事实也可证明。北京人不说“吻”小孩儿，而说“闻”小孩。人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汉语文学语言中，也有许多法语中odeur de femme1的对应语，比如“绮骨香肌”和“玉人芳泽”。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冷热疼痛，以及日常嘈杂声的敏感性与白人相比则相差甚远。生活在集体化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早已学会了如何去容忍这些磨难。或许中国人的神经是一件不得不使西方人羡慕的器官。敏感性在某些特殊行业通常是高度发达的，比如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制作。然而，在对疼痛与苦难的感受方面，又是那样的麻木。（阿瑟·史密斯2在他的名作《中国人的特性》中有一章，称中国“缺乏舒适与方便”。这里他叙述了自己对中国服装、住宅、枕头和眠床等等现象的观察与感受。所有的欧洲人都感到非常有趣。我敢打赌，中国读者听到史密斯叙述自己在中国的磨难与不舒适之后，会感到十倍的有趣。白人的神经毫无疑问是退化了。）中国人容忍苦难的能力是无穷的。

　　『1意为女人的气味。』

　　『2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著有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新血统的混入

　　然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不仅仅是靠了粗糙神经的力量与忍受苦难的决心。事实上，他们生存了下来是因为他们同化了蒙古族，产生了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因为有一种新血统的混入，必有一次文化的繁荣。简单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与身体条件之后，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长时期文明生活的不良影响，反倒发展了一些其他特点，从而使自己在更为好战的外来种族面前束手就擒。中国人的生活似乎总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富于行动和冒险。于是就发展了一些心理与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极的性格与习惯。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征服变得无法避免。在这些征服者手中，这个民族在政治上一次次被摧垮。问题是，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情况下，民族为什么还能保持完整；这个民族并没有能阻止这些军事上的灾难，像基督教在都尔1战争中阻止了穆斯林那样，而是从这些灾难中生存了下来，并吸取了新的血液以补充自己；她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与文化传统，这个结果又是如何取得的？看来，国民生活有一个特定模式，没有早期原始的活力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种族的耐力与反抗能力。对这种民族耐力与反抗能力的解释就是对中国何以能生存下来的解释。

　　『1都尔（tours），法国中西部一个城市。』

　　新血统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今天所具有的民族活力。从历史上讲，这种活力每隔八百年便出现一次。如此惊人的规则，使人不得不认为周期性的民族更新也许是必要的。是民族内部道德纤维的退化导致了这些周期性的大动荡，而不是外部原因。李四光博士在一篇题为《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载《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1931年）的出色文章中，对这些冲突与战争提出了他的调查数据，揭示出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周期性远远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许的界限……也许可以说是太精确了，如果用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去判断，则决然预测不到的。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重新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每一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与关联上的相同性，显示出一种不可恩议的、机械般的准确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建筑工程来说明这种准确性。这些工程都发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准确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命中注定的规律性。具体说来，它们都开始于每次文化繁荣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建造豪华的宫殿，如阿房富，后者不久被付诸一炬，大火烧了整整3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修建了不少宏伟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乐皇帝也因为《水乐大典》而闻名）。

　　这些循环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间约830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年），其间约780年；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表明在过去的600年间，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为界，明清两朝500年的和平，现在似乎已经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本周期第一次大的内战浪潮。我们现在正处在动乱与内部纷争的顶峰。首都也已遵照传统于1927年从北京迁至南京。

　　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我们也注意到，南北分裂，外族征服北部中国，在过去风起云涌的300年中，还没有出现。（中国人与日本人混血，尽管很少见，然而却已经产生了两个很值得注意的中国人。一个是小星伽，很不错的将军，曾经发动过一次失败的反抗满洲人的运动；另一位是苏曼殊，本世纪初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

　　我们把这些图表重新绘制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一页纸的篇幅内，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史做一个最简单最完美的总结。这些曲线代表了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战争的频率。

　　李博士也提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在第一周期之前的周期也是呈现出同样的模式。通常认为周朝始于公元前1122年，延续了共900多年。它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繁荣，周朝建国之后450年内是比较和平的发展时期，也是扩充疆土的时候。然后，由于公元前770年中国西北部民族的压力，京都移往东部。从此，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各个封建诸侯的控制。这就是孔子编年史所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以及后来的战国时期（公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