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疯了 第1部分阅读

    　　作品：乐疯了

　　作者：聂茂

　　内容简介：

　　“性派对”又叫“趣味派对”，它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代的美国，随后日本、德国、英国等年轻人追风，时髦一时。

　　近年来，这股歪风也悄然潜入我国一些大都市，还美之名曰： “乐疯了”。

　　然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你满足吗？快乐吗？你能面对你的伤痛吗？你能捍卫你的真情吗？“外遇”能够得到宽恕吗？你不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无疑，该书将会变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非单纯的一本书，人们可以诋毁它、议论它、赞赏它或贬低它，但却不得不面对它……

　　正文

　　《乐疯了》：一部注定引起热烈争议的书

　　男人的烦恼是女人，女人的烦恼也是女人。

　　曾经有过的激情悄然退去。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中，你是否扪心自问：我满足吗？我快乐吗？外遇能够得到宽恕吗？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聂茂的新书《乐疯了》通过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这个特殊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性派对”群体。

　　“性派对”又叫“趣味派对”，它起源于六七年代的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香港、澳门等地成为“重灾区”。我国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一些男女也暗暗追逐这股热潮。

　　正如广州《新快报》报道的那样，一群“白领之间的换妻‘性派对’正悄然流行于粤港两地”。这些人文化程度很高，不少人有过海外求学的经历，他们生活在城市高密的写字楼当中，很少晒到太阳，因而被认为是“遮阳部落”。这群“都市异类”利用周末进行“性派对”狂欢，以释放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又不用担心惹上性病。他们否认自己是“泛爱的一群”，其游戏规则是“只做爱不相爱”。

　　这个“神秘部落”没有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既不要交纳会员管理费，也不要经常写“思想汇报”。每一次要搞活动了，都是事先发一封电子信，交待要去的地方，时间，以及人头平均费用。如果要参加就立即回复。然后将任务分配下去，大家分头行事，找旅行社或订机票、船票等。

　　该书作者经过一年多的跟踪采访，对以阿东为首的这个“神秘部落”进行了全方位的披露，既不是一味责难，又不是煸情鼓励，既不回避矛盾，又不掩饰事实，做到科学地、客观地正视这一现象。全书站在人性的高度，通过一个个行动的故事，一次次尴尬的事件，对行为者的心理苦闷、精神卫生和行为走势进行严肃的、学术性的深度分析；同时，对他们的享乐主义和“游戏人生”的虚无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作为探讨现代人精神苦闷、灵与肉撕裂的时代变奏，该书直击了都市异类一族的隐痛和隐私，敲打着现代人心灵最脆弱的部位，展示了现代人最原始的情感世界。低调但不低俗，艳情但不色情。无疑，该书将会变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非单纯的一本书，人们可以诋毁它、议论它、赞赏它或贬低它，但却不得不面对它。

　　站上拜读到这本奇书的。无疑，这是聂茂博士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大胆突破，他先前那种文刍刍的叙事风格被粗暴地撕毁。我对他的勇气表示敬佩。在当下灯红酒绿的市民生活中，趣味派对的出现吹响了向传统文化挑战的号角！

　　《新西兰华人商报》总编

　　罗尔斯·杰米

　　这本书糟蹋了聂茂先生的创作才华。他不应该走这种通俗的路子，我读过他不少散文和小说，当然还有他的学术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我看见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作家。而这本书，除了让普通市民狂喜外，他还能赢得什么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部主任

　　大卫·彼德斯

　　性派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在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上流社会就流行一时。但是，我没料到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至今也有这种东施效颦的前卫者。我坚决反对这些人的低级趣味生活！

　　美国爱荷华世界华人文学协会会长

　　张健中

　　什么是通俗，什么是高雅？聂茂博士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书中的高雅人士所做的却是最最通俗的事，可谁能否定他们的行为意义呢？

　　香港《镜城早报》主编

　　欧阳怡嘉 博士

　　惊世骇俗，振耳发聩。这是一本注定会引起热烈争论的书，也注定是一本十分畅销的书。但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必须时时警惕，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捍卫自己的道德底线！

　　台湾《奔流》杂志主编

　　慕容若兰 女士

　　引子

　　如烟的宾馆，阳光洗着每一张疲惫的脸

　　缠绵的音乐，花朵般滑腻的脸，发黑的咖啡，过时的流行期刊，粘有口红的杯碟，消魂的夜和无力的呵欠，在阿东的脑海里一波又一波，蝴蝶般消隐又显现。

　　已经是星期天早晨九点多钟了，阿东坐在醉潭宾馆一楼大厅的长沙发上，透过高高的玻璃门，懒洋洋地看着街道上几乎没有声音的行人车流。

　　玻璃门真好。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外面的世界却看不到他。

　　阿东他们要的就是这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奇妙感觉。

　　真有意思。阿东晃了晃头，眼睛仍然看着门外。

　　薄薄的阳光。布满微尘的灰蒙蒙的空气。混杂而近乎板结的噪音。扭动的脚手架。

　　霓虹灯暗下去了。如烟的宾馆使裸体的城市变得更加挑逗和性感。

　　然而，白天的街道像得了心脏病似的，一早醒来，就让人有一种压抑和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阳光洗着每一张疲惫的脸。

　　那些脸不属于阿东。

　　阿东的疲惫不在阳光里。

　　阿东属于“遮阳部落”。

　　这是他对自己这一群体的命名：他们都属于白领阶层，有车的自己开车，没车的出门打的，办公在城市漂亮的写字楼里，一年难得晒几回太阳。

　　当一些敏感的先锋媒体大惊小怪地咋呼“白领之间的换妻‘性派对’正悄然流行于粤港两地”时，这只“城市的老虎”耸耸肩，微微一笑。

　　阿东觉得写报道的人和读报道的人都是阳光下的疲惫者。

　　这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永远的大多数，沉默的中坚力量。

　　阿东曾经也在这个“强大的集体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没有自我，随波逐流。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却又充充实实。

　　然后一觉醒来，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冲动的年龄，介于希望和绝望之间。

　　“如果你不甘心按一种既定的模式生活的话，有的是机会，但重要的是行动。”

　　后来有一天，阿东坐在新西兰科尔曼多的金色海滩上对我（书作者屈乡楠先生——摘编者注）说出的肺腑之言。

　　是一次意外的撞击，使阿东成了这一群“老虎”的“开笼者”——“性派对”的始作俑者。

　　而今，这一群“都市异类”已经初具规模，他们包括一些律师、商人，推销员、经纪人，作家、记者，大学教师、导游和行政经理，等等。

　　报道称，“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中等以上收入，为填补空虚、追求刺激却不需担心‘手尾’而选择此种‘性爱’方式。”

　　阿东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过的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不是所谓“填补空虚、追求刺激”之类的胡说八道。

　　阿东曾经跟阿升商量，请阿升在他报上写一篇“客观、公正的东西以示正听”，可阿升说，“我们还是低调的好，人们爱怎么评说都行。”

　　自由撰稿人罗武也认为：“不与那些人一般见识。”

　　《女巫》杂志编辑陈思佳则小题大做地引用了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说得大家都笑了。

　　阿东只好作罢……

　　就在阿东懒懒地歪坐在宾馆一楼大厅的长沙发上，眼睛盲目地搜寻着玻璃门外忙碌的人群，脑海里不停地想起一些稀奇古怪的画面时，宾馆十六楼二零八房间的门终于打开了，桂妞和马平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

　　楼上客房女服务员还以为他俩在度蜜月呢，“这么晚才起床！”她朝他们的背影嘟哝了一声，因为她要送当天报纸、开水进房间去，并且要清理床单、打扫卫生。

　　而宾馆有规定：客人不起床，无论多晚，也不能去敲人家的门。

　　桂妞、马平当然没有听见女服务员的嘟哝。

　　在电梯门旁，马平笑着对桂妞说，“你真是魔女一个！”

　　桂妞回敬道：“你也不是墙头上的嫩葱！”

　　马平说，“你老公一定在楼下等你了！阿东真好！”

　　桂妞则调侃道，“你老婆说不定还没起来呢！”

　　一束盛大的阳光鲜花一样从玻璃窗口里开放进来，正好落在桂妞、马平身边，让桂妞的脚踩在马平的头上，而马平瘦长的阴影却将桂妞的脸给完全包裹了起来。

　　电梯门开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注意到阳光为他们拍摄到的精彩的一瞬。

　　他们进了电梯，将阳光关在了门外，也将他们一夜的缠绵或“作业”留在了二零八房间。

　　而这种“交换的风景”或“偷吃的乐趣”发生得那么隐秘，只有先天入住醉潭宾馆的二十几个当事人清楚。

　　当他们陆陆续续带着“满意但不满足”的心情从各个楼层走下一楼大厅的时候，阿东早已等在那里，他冲大伙平静地笑笑。

　　按照事先的安排，当天他们还会有更加丰富的野外活动，而且晚上入住的，是这个旅游城市另一家芳名叫“桃花滩”的宾馆。

　　召集人阿东称：“我是这个‘特殊家庭’的家长！”

　　上面描写的这一幕，只是这个“遮阳部落”或“都市异类”近年来无数次周末“性派对”聚会的小小缩影。

　　召集人阿东当仁不让地宣称：“我是这个‘特殊家庭’的家长！”

　　这个小群体的人调皮但不闹事，率真但不瞎搞。除了对自己外，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

　　他们的口号是：“吃自己的饭，干自己的事；不伤害别人，也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据阿东介绍，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经济上的窘迫感，他们在香港及大陆有几家相熟的酒店，并都办了vip贵宾卡。

　　每一年，他还会设法将“队伍”拉到国外如东南亚各国以及澳洲、新西兰乃至欧洲大陆“潇洒走一回”。

　　他们没有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既不要交纳会员管理费，也不要经常写“思想汇报”。

　　每一次要搞活动了，都是事先发一封电子信，交待要去的地方，时间，以及人头平均费用。如果要参加就立即回复。然后将任务分配下去，大家分头行事，找旅行社或订机票、船票等。

　　由于会员们不在同一个地区和城市，加之各人有不同的工作和时间限制，因此，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容易。

　　特别是组团出国，办理护照和签证很费周折。香港的会员容易得多，但对于大陆的人来说，出国仍然限制得很严。

　　尽管如此，每一次聚会，都能得到会员们的大力支持。大家真像是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一样，互相提供方便，努力替别人多想一想。

　　因此，虽然忙碌，虽然繁琐，但每次都能顺利进行。

　　一般而言，阿东负责决定时间和发通知（电子信），然后打电话交好押金，订好房间。

　　由于绝大多数活动时间是定在周末，且地点多是粤港澳三地，大家相隔并不太远，因此，参加者周末中午一放工，或同行或分别起程，赶到约定地点，夫妻者先以夫妻名义登记入住，单身者更为简便，他们在取得房间钥匙后，大家选定一个大包房，共进晚餐、文艺联欢、聊天、唱卡啦ok、打牌、下棋或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

　　这是活动的序曲，也是愉快的开始。

　　紧握你的“幸运钥匙”

　　严格地说，“性派对”活动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夫妻对换”，因为参加者也有“单身人”——这种身份的人并不是指没有结婚才够资格的“单身人”，而是有些结婚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家里需要一个人照顾小孩，或者女方来了例假，或者男方碰巧有急事来不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行为者直到今天还没让他们家里的另一半知道，这也反映了行为者还是有所顾虑。

　　如此等等。

　　总之是男的来了，女的没来；或者女的来了，男的没来。

　　当然，所谓“单身人”也指那些名副其实的未婚青年，这些男女是都市中那些敢于吃“螃蟹”的“叛臣贼子”（参加者戏谑的自称）。

　　因为来者都是希望有所收获的，男女搭配必须平衡。如果不平衡，就需要事先调节好。

　　譬如，有些单身女子一下子叫来了几个同伴，或者有些单身男子将另一个感兴趣的同性者也叫了来。

　　这都没有关系。

　　只是必须提前告诉阿东，他会统筹兼顾，调兵遣将，包你满意的。

　　“如果女的来的少，我就会提前动员一些女子来；实在不行，我只好劝一些男性朋友放弃此次活动，让他们一定优先参加下一次活动。反之，如果男性朋友来得少，我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朋友们都会很理解，从来没有发生太意外的事。”

　　阿东如是说。

　　当然，活动最精彩也是最重头的戏则是——“派对”。

　　怎么“派对”？其实很简单。

　　夜深时分，待女士们各自回房后，先生们便将钥匙反扣在桌子上。

　　阿东当场写字做阉，他将所订的房间号码全部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慢慢地揉捏成一小团。

　　其时音乐轻扬，烟雾朦胧，大家的心情悠然而灿烂。

　　当阿东高喊一声：“开饭啦”（这是他们的行话）时，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抽，当场打开，抽到哪个，阿东就念一声某某人在某某房间，然后就将这个房间的钥匙交到这个人手中，并开玩笑说一句：“消魂一支香”，或者说，“祝你‘忘情岛’凯旋而归！”

　　如果有谁“不幸”抽到自己所订房间的，可以提出重新再抽。

　　他们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当有新加入的夫妻或者是最近的“寿星佬”出席，这些新“玩主们”都会在举行的一个特别节目中获得礼物，那就是有权优先抽取“幸运钥匙”。

　　当每一个人都紧握手中的“幸运钥匙”而走向属于他们“一夜”的女事主时，这些男人们的心情也同样被等在房间里的女人们所紧握。

　　“每一次都是熟悉而陌生的新婚之夜，都有着一样的紧张和兴奋。”身为大学讲师的陈然认真地说，“当我用‘幸运钥匙’轻轻启动宾馆的房门时，我也在启动自己沉积的情感。我听见了自己的心在怦怦地乱跳：房间里等待我的会是谁呢？”

　　“公安”查房，有惊无险阿东说，最近几年来，他们除了就近在香港、广州、深圳、珠海和澳门等“大本营”地进行集体活动外，也利用“五一”、“国庆”放长假的机会，组织这些朋友到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等著名风景区游玩。

　　每到一处，他们都是集体订房，然后再进行“抓阉分配”。

　　对于新开辟的“据点”，如果大家玩得尽兴，感觉环境幽雅，气氛宽松的话，他们就会与宾馆办理贵宾卡，建立长期的“定点”关系。

　　这种关系的好处在于：除了宾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房价应有的优惠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淡季还是旺季，只要他们来活动，宾馆一定要预留他们的房间。

　　去年有一天，他们在湖南张家界玩，当天晚上深更半夜，宾馆里突然来了不少公安人员，闹得人心惶惶。

　　阿东说，那天晚上，他吓得半死。因为，如果他们被抓住，按照目前大陆的法律，他们有可能被认为是“集体淫乱”活动。

　　而阿东则这“聚众淫乱”的头目，他不仅会被弄得身败名裂，而且还有可能被判重刑。

　　幸亏他们早就与该宾馆有了“君子条约”，宾馆保安人员和客房部经理在带领公安查房时，“绕过了”他们所订的房间。

　　事后，他们才知道，由于有人打电话举报，说这个宾馆有人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并提出具体楼层的房间，当地公安立即出动，真的抓走了十来个不认识的男女。

　　第二天早晨，当阿东代表他们这个“旅游团体”向宾馆保安人员和客房部经理表示感谢时，女经理觉得很不好意思，连连说，“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定是地方上有人搞内斗，把导火索引进宾馆来了。我们又不好阻止。公安也正好可以趁机罚那些人的款，发一笔不义之财。”

　　而宾馆保安部的负责人则说，“这些人是胡闹。”

　　他坦言，“这种事国内哪个宾馆没有呢？连小镇上的招待所也不例外！”

　　临走，客房部经理请阿东他们以后只管来，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阿东原准备给他们每人一点“小意思”以示感谢，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暗暗止住了。

　　朋友们说，“公安这么查一次房，这个宾馆至少二个月内会生意清淡。我们来这里玩，只要入住他们的宾馆，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

　　阿东恍然大悟：是啊，来这里住宿的人，谁愿意深更半夜被“大盖帽”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拉出来，惊走了美梦不说，弄不好还被勒索一把，甚至还被投进大牢的呢？

　　“生活需要调剂，性生活尤其如此！”

　　阿东的妻子、来自香港某银行的温尼说，她参加这种婚外性游戏有二多年了。由传统的“淑女”到叛逆的“荡妇”，此间的辛酸历程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温尼感谢阿东给了她全新的生活，感谢他将一朵快要枯萎的花救活了。

　　“如果没有阿东，即使我现在没死，我也会在比死更苦的路上徘徊。”温尼如是说。

　　温尼平静地说，参加性游戏的女性只是想寻求刺激，谈不上热衷和玩命。

　　“生活需要调剂，性生活尤其如此！”

　　温尼透露，来参加“性派对”的女性私下里都有一个共识：男人其实差别不大，偶尔换来玩玩，并非出于对丈夫的不满意。因为性生活需要激情，需要一种新鲜感，而“性派对”能够让她实现自己的意愿，大家在年龄相仿的固定圈子里玩，好过“烂滚”，最多花费几百元住宿费。何况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有医生开具的验身报告，虽然有时男方不穿“小雨衣”，也从不怕感染爱滋病和其它“手尾”。

　　“我们不是‘泛爱的一群’”

　　另一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的省外事局女翻译高春凤说，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些是从欧美留学归来，对“换妻”或“换夫”游戏不陌生，也不抗拒，关键是夫妻要有共识。

　　“有人说我们是‘泛爱的一群’，我认为自己不是。”

　　高春凤说，婚前她曾有过两次失恋经历，男友都是另寻新欢后离去。现在的丈夫虽然是在酒巴里认识的，但人很聪明，进取心强；虽说心有些野，不过人还是很善良，而且很胆小。

　　结婚后，她发现丈夫喜欢私下收集“饭岛爱”等成人影碟、照片，常常半夜把玩。在悄悄咨询了心理医生后，她得知那只是一个坏习惯，不是什么大病，于是开始注意与他交流。渐渐地已是无话不谈，也发现了其中的乐趣。

　　高春凤说，我们夫妻十分珍惜平常在一起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晚都有肌肤之亲、每一次爱抚都必然是追求高潮的开始。没有“用药”的“博命郎”

　　长相有点像电影演员章子怡的年轻漂亮的售楼小姐郭姣云说，这个小圈子维系了这么多年，其间最重要的应该也不是偶尔的换伴或大搞“性游戏”，而是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感觉，新的经验。

　　人生只有一次，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的人生？参加这种活动不失为一种尝试。

　　郭姣云细声慢语地说，打从懂事时候起，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设置了一道又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她只能在这条红线里打圈圈，转来转去，碰到的都是面目一样的模糊的人，唯独碰不到真正的自己。她早就想冲出这条禁锢的红线，到自由的天空里去做自由的人。

　　“性派对”为她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景观。在这里，不仅仅是性的压抑得到了释放，更重的是心灵的压抑得到了释放。

　　“就算是明天去死，过了今晚，我也可以从容而去。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郭姣云扬了扬眉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没有一丝的阴影。她说，每次参加“派对”，大家的都感到很刺激，因为不知几钟后的“亲密朋友”是谁而大造神秘气氛。当男人们在楼下抓阉的时候，女人们在房间里也并没有闲下来，除了将房间好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一番外，大家还打电话到各个房间去“大开玩笑”还搞过“竞猜中奖”的附加游戏，谁猜对了配对的男人，谁就会得到一份神秘的奖品。

　　总之，大家充分发挥各人的想像，什么稀奇古怪的都行。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是想不到，开心极了。

　　尤其有意思的是，猜来猜去，结果从房间进来的那个人说不定还是你暗恋已久的梦中情人呢。

　　即使没有这么美好，男女双方也十分体贴和尊重，没有任何一方会受到强迫。

　　而且，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了，彼此都能轻松自如地调情说笑，制造温馨浪漫的氛围，很少有“土老帽”一进门就直奔主题的。

　　“还有一点让我高兴的是，我也从没碰上‘用药’的‘博命郎’。”郭姣云最后强调说。

　　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

　　即使是经常参加这类活动的人，也并不是人人都只看到“性派对”的“光明面”，而掩饰它的“黑暗面”。

　　“‘性派对’是毒药，有毒的人越吃越上瘾，无毒的人越吃越体弱。” 深圳德成广告公司经理彭进喜打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问题是，无论有毒或无毒的人，一旦进了这个圈子，要想金盆洗手，倒也很难。”

　　如果说，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第一次参加“性派对”都是在事先对这个游戏规则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彭进喜却是个例外。

　　说起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彭进喜至今还耿耿于怀，说自己“惨遭暗算”了。

　　据彭进喜介绍，他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五六年历史了。最初那次是只身参加一位朋友在私家游艇上举行的生日联欢会，因不胜酒力要找床休息，结果撞上了同事间的换妻游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怀里，以为碰到了女鬼，吓得赤裸裸地跑到游艇上痛哭。

　　阿东后来证实，那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当时联欢会中多来了一个女生，阿东是临时得到消息的。他来不及向彭进喜作过多的解释，原想等吃完饭后找他单独谈，如果他不愿意，就劝退一个女人。没想到，他一时逞能，没几下就被人灌得烂醉，早早地进房休息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五点多了。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

　　当彭进喜悲痛欲绝地跑到游艇上时，那个女人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浓茶来到他的身边，并轻轻地说，“你到这儿来醒醒也好。昨天晚上，你吐得太多了。”

　　人都是肉长的。女人轻轻的两句话，将彭进喜五脏六肺都翻了个底朝天。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糊涂，出了多少洋相，也扫了别人多少兴致。

　　彭进喜同那女人回到房里，尽管洒了不少香水，但房间还是残留一种难闻的酒臭味。他感到十分内疚，很快洗了一个澡。

　　作为报答——不管醉酒后，他是否与那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彭进喜与那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在黎明清醒的时刻，用尽力气作了一次精彩的生命表演。

　　克服了第一次“心理障碍”，以后就变得风调雨顺了。

　　后来，彭进喜虽然多次讲述“遭暗算”的第一次，但那不过是为了给生活增加笑料，特别是为那些新加入进来的成员扫除“障碍”而现身说法，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方便行事，他竟又左试右探，好说歹说，居然将太太陈思佳也“拉下了水”。

　　“拉上太太入局，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挑战，至今想来还恍如梦中。”彭进喜笑嘻嘻地说。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长。强扭的瓜不甜嘛。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原因就是将本来三五年的缘分硬要拉成一辈子，能有激情吗？”

　　游戏规则：“只做爱不相爱”

　　针对日益泛滥的同事间换妻游戏，日前广州《新快报》刊登了一则报导，称“这个圈子里有性无爱，跟网络‘一夜情’相比，它更为放肆和大胆……”

　　消息讲述了一位女士的经历。

　　这位潘姓女士是某私企管理人员，今年二十六岁。和她身边的朋友一样，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四年前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不久后被同事带入了这个隐秘的性爱群体。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要么是同事或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都知道谁有女友或男友，谁结了婚，也都认识他们的另一半。

　　他们在舞厅、酒巴聚会时，只要找到一点感觉，大家就会彼此放任自己的身体出轨。

　　他们的共识是：“只做爱不相爱”。

　　潘姓女士坦言：“记不清跟多少个朋友做过了。”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性游戏”时，潘姓女士想了想，说，“一半是报复，一半是空虚吧。”

　　说到这里，她眼里流露出无奈和茫然。

　　“花心男人”或“遭遇劫匪”

　　当今都市里的男女，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男女私会最迅速、最直接的“入门方式”。

　　“过去人们见面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现在这句问候语变成了：你做爱了吗？”

　　二十九岁的导游小姐仇玲似笑非笑地说。

　　仇玲也尝过网络情，那是她在很偶然的一天，她在聊天室碰见一个取名叫“花心男人”的网友，这个网名让仇玲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工作与性”搅在一起没意思，而且男团员花言巧语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卖的感觉”，“那样的话，与妓女又有什么差别呢？”

　　仇玲也曾到外边去找过“一夜情”，一是为了刺激，二是为了体验——“生命就是在体验中丰富”，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没想到，那家伙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劫匪”，他不但劫了她的“色”，而且劫了她的“财”，气得她找了一伙人将那个家伙“修理得半死。”

　　从此，仇玲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一怕陷入“麻烦”，二怕染上什么病，而自己的朋友则比较可信，这是她参加“性派对”游戏的直接导因。

　　仇玲毫不掩饰地说：“在很孤独和空虚的时候，我常常放任自己的身体，但过后我得到的是更多的空虚，还有对人性的怀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对谁动真情。”

　　“城市猎人”

　　有“城市猎人”之美名的项兵是属于那种一直想发财而机会不济的人。

　　项兵觉得自己总是比社会“慢半拍”。当年为了早日走上社会，他不听从老师的劝告，而轻松地上了一个中专。

　　可工作没过几年，昔日的中学同学一个个大学毕业了，分到了大城市，他不甘心在小城市守着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就再次发愤，竟然又考上了大学。

　　读完本科，学校推荐他读研究生，他婉言谢绝，急急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找了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风气又转了，本科生也不行了，研究生才吃香。加之单位效益越来越差，他眼看不妙，就再拼一回吧，好歹又考上了研究生。